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武汉、鄂州2市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政府主导下的农地流转对不同兼业程度转出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流转会降低纯农户与Ⅰ兼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Ⅱ兼农户的农业收入;流转还会提高Ⅱ兼农户的非农收入,而对纯农户与Ⅰ兼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影响不明显;最终政府主导下的流转使得纯农户和Ⅰ兼农户家庭总收入下降,Ⅱ兼农户家庭总收入上升。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评估与驱动机制辨析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行为类型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辨析转出户和转入户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流转确实存在农户收入效应,对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效应为20.5%和17.3%. 2)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占主导地位.转入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规模报酬递增机制驱动,农地资产变现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为促进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持续实现,应采取稳定流转租金、引导非农就业、发展农村金融等措施,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促进转出户和转入户利益共享.     

贫困地区气象灾害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分析——以花生和玉米种植户为例

基于2014年河北、河南、辽宁三省花生与玉米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在我国贫困地区气象灾害如何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地区,花生和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受到灾害威胁时,农民会适时减少非农劳动时间,从事灾害补救措施,从而对非农收入产生负向影响;且随着受灾程度的增加,对非农收入的挤出效应越强。这种顾此失彼、以农户为主体的灾后自救行为导致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由此可知,在我国贫困地区,应当由政府主导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开展农业保险补贴,增强农户对气象灾害的应对能力,减少农户损失,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推动连片特困区域的经济发展。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农业保险对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效果 ——基于全国三类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自2007年以来，农业保险取得重大发展，成为分散农业风险、强化农户收入保障的重要手段。但农业保险除了直接的收入保障作用外是否还起到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数据，使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分析农业保险对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类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收入和购买农业保险比例方面均明显高于普通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粮食作物收入和经济作物收入均明显高于未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农业保险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和粮食作物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作物收入难以起到保障作用。进一步使用OLS模型验证农业保险对家庭经营收入的促进作用，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承担和经营创新是农业保险影响家庭经营收入和粮食作物收入的主要途径。鉴于此，政府应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研发适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险种、将农业保险支持与其他支农惠农政策相结合等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和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的双重背景下，农地流转能否缩小收入差距以及低收入家庭能否通过农地流转实现阶层跃迁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和收入转移矩阵，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根据所处地区、农地流转数量和租金支付形式(有偿流转或无偿流转)探索其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从静态维度考察，农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整体的收入差距，但把收入差距拆解成两极、高端和低端三个局部来看，加剧和缓解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存在。从动态维度考察，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整体的收入流动性，能够改善趋于僵化的动态收入分配格局，并且农村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农地流转实现阶层跃迁。从异质性维度考察，农地流转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发生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这一效果并不明显；大规模转入农地和有偿转出农地均会大幅缩小整体的静态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政府在继续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同时要注重交易方式的规范化和市场化以推动有偿流转，对不同流转规模进行差异化政策支持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山东省东营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农就业视角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引领和关键动力所在。现阶段农村农地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两大来源,文章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将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在当前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以及农地流转速度滞缓、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促进农地规范有序流转、充分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转移就业渠道的对策建议,进而使农户合理配置农地和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优化收入结构,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农地流转对山区农业生产效率与公平的影响——以重庆三个区县为例

农地流转是优化山区土地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然而农地流转是否能够提高山区农户农业生产的效率与公平仍缺乏农户案例研究。文章基于重庆市3个典型山区县的调研数据,构建OLS回归模型,分析山区农地流转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作用,并以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时长和劳动力平均年龄为工具变量,通过2SLS模型控制了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在目前山区农地流转现状下,净转入土地面积与农业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山区农地流转将耕地从人均土地充足的家庭流向人均土地稀缺的家庭,从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家庭流向农业生产效率高的家庭,进而提高了山区土地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同时,本文还发现劳动力占比、牲畜数量、非农收入占比与净转入土地面积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提出规范山区农地流转市场;鼓励种田能手扩大经营规模;鼓励山区部分农户非农转型等政策建议。     

基于收入最大化模型的农户适度经营规模测算研究

农业生产规模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发展方向,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既能克服耕地细碎化,也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江汉平原潜江市为研究区,在详细分析176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Eviews 10、C-D生产函数和农户收入最大化模型,定量测算农户适度经营规模范围。结果表明,C-D生产函数模拟模型的线性回归系数为0.96,拟合系数为0.93,模型拟合精度较高,劳动力产出弹性(α)、固定资本产出弹性(β_1)、流动资本产出弹性(β_2)和土地产出弹性(γ)的估计值分别为0.6198、0.1335、0.2699、0.8342;再结合统计数据借助农户收入最大化模型测算得到2016年潜江市户均和劳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分别为3.79～4.43、1.77～2.06 hm~2;对比验证表明测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经营模式、科学把握规模经营度,发挥农地规模效率和优势等加强潜江市农地流转、提高农地经营效益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对有序推进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农业经营者对土地整治后耕地经营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研究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耕地的主要经营者,他们对土地整治后耕地经营环境变化的适应不同。以产投比为识别差异的指标,重点研究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整治后耕地经营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结果发现,农户对土地整治后耕地经营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较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明显优势,产投比高于农户。据此建议土地整治项目应落在土地流转区域,旨在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推进现代农业和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总体上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在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己引起社会各方而的关注，应当认真分析原因，研究对策，加以解决。     

河北省农民收入现状与增收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其本质就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基于河北省的省情,从农民收入的整体增长情况、收入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3个方面解析河北省农民收入的现状和特点,指出了制约河北省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增收对策。     

金融素养对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金融素养则是影响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2SLS模型分析居民金融素养指数,探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大部分居民家庭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居民金融素养的均值与居民家庭总收入均呈上升趋势。金融素养对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对家庭转移性收入存在负面影响。本文进一步细分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后,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救济性转移收入存在显著负向作用,对养老金收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金融素养对家庭投资获利收入与非投资获利收入都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但金融素养会通过农村户口和城镇居民年龄的影响进而制约居民家庭投资获利收入的提高。因此,政府要加大金融通识教育,提高居民金融素养;要加大金融立法和监管力度,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     

中国各省市收入来源对可支配总收入的贡献度--基于Lerman-Yitzhaki算法

Lerman-Yitzhaki算法是国际数理经济学界对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的重要工具,利用其研究我国各省区的收入来源对可支配总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以揭示我国各省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规律。文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利用该算法对21世纪初期我国居民收入来源的结构差距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以期通过新算法对我国政府调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居民收入差距提供参考。算例分析表明,该法具有分解详细、数据结果可操作性强的优点。     

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比较研究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从战略的高度讲，缩小区域农村之间差距主要应采取如下一些对策：以财政投资为主，着力普及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以“丰”字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为轴心，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以中央财政为主，有计划分步骤地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加快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切入．最，深化中西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调，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为例

伴随珠三角地区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富裕起来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收入可持续性面临极大的挑战。通过对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村民的家庭收入结构进行入户调查,发现当地村民家庭收入具有如下特点：收入水平较高,但对外依赖性较大;收入结构以财产性收入为主;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所拥有的房屋面积呈正相关关系;村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不大;人均收入水平与文化程度之间关系不明显。这种收入结构具有很明显的外源性特征,在产业升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当地相关部门对农户收入转型及可持续性问题未雨绸缪。     

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结构研究

近几年,政府不断推出各项惠民措施,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依据河南省1978-2009年的农民收入数据,将河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划分为波动中快速增长阶段(1978-1988年)、速度增长分化阶段(1989-2003年)和较快平稳增长阶段(2004至今)3个阶段,指出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为收入来源多元化且工资性收入贡献日益显著;家庭经营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但份额偏小。通过与全国农民收入水平的对比,分析了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优化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的对策建议。     

福建农村居民收入状况分析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及收入构成变化进行实证分析 ,并用聚类的方法对农村区域的差距进行研究 ,分析近几年来福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为制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城镇（或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可通过拓宽就业渠道，保障教育公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     

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城镇(或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可通过拓宽就业渠道,保障教育公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