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质量管理需“有法可依”

耕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资源之一,耕地质量管理不仅包括中低产耕地的培育、高产耕地的保育以及退化耕地的修复,还应通过科学安排耕地空间布局,合理优化耕地利用结构,同时构建覆盖全域的耕地质量等级变化监测体系,指导区域尺度耕地质量的综合管理。     

乌昌经济区耕地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

对乌昌经济区的耕地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区耕地保护存在以下问题：耕地总量的变化率较小,基本农田与耕地质量不相匹配,耕地转向建筑用地步伐加快,部分市县未能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耕地保护过于关注耕地数量而忽视耕地保护的内涵。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以期最终实现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     

耕地细碎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实证分析

耕地细碎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解决耕地细碎化问题是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关键。基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划分农户类型,利用武汉城市圈部分区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地块平均面积表征的耕地细碎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小规模农户耕地经营面积平均为0.194 hm~2,利用效率为0.360;中规模农户耕地经营面积平均为0.492 hm~2,利用效率为0.446;大规模农户耕地经营面积平均为1.179 hm~2,利用效率为0.497;耕地利用效率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呈正相关关系。2)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耕地细碎化对小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作用,而对中、大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具有负向作用;相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细碎化对大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较大。因此,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应鼓励耕地流转,为农户规模化经营耕地创造条件;在大力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应将耕地整治与耕地流转有机结合起来,降低细碎化程度,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四川省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关系的实证分析

收集1978～2010年四川省耕地面积数据以及与四川省相关的耕地保护政策,采用赋值打折方法对耕地保护政策进行量化,运用VAR模型分析了四川省耕地数量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的关系,得出四川省耕地政策对耕地数量的变化很敏感,耕地数量对耕地政策的反应相对来说要弱一些。由于耕地政策的滞后性,四川省在耕地保护上必须制定长期有效而非短期应对的保护政策,继续并将长期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对四川省耕地保护意义重大。     

江苏省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以镇江市新区为例

运用因素法计算出耕地质量等别,利用对比分析法比较耕地自然、经济属性和耕地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掌握耕地质量与数量现状及变化状况,找出影响耕地质量的主要因素因子,发现耕地质量与耕地的自然、社会经济属性有很强的相关性:地形地貌决定耕地自然质量的高低;作物种植结构的科学性、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程度影响耕地利用质量;耕地区位决定耕地经济质量。     

加强福建省耕地土壤质量管理的建议

耕地土壤质量对作物生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农耕系统若要持续健康发展,保持较高的耕地土壤质量是其重要途径之一。从耕地资源、耕地土壤肥力和耕地土壤环境三个方面总结了福建省耕地土壤质量的现状,分析了耕地土壤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加强耕地土壤肥力建设,提高耕地土壤生产力;加强耕地土壤环境保护,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建立耕地土壤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相应保护机制等建议。     

江阳区农村耕地质量现状与调查

耕地质量是耕地土壤质量、耕地环境质量、耕地管理质量和耕地经济质量的总和。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基层建设,切实提高耕地质量,表明在重视耕地数量的同时,要更加关注耕地质量,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此,笔者最近对泸州市江阳区耕地质量现状和保护工作进行了调查。一、江阳区耕地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1.耕地区域分布及特点江阳区耕     

遵义市耕地利用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

分析了遵义市耕地利用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了解耕地数量与质量发生的变化,深入研究耕地利用程度,为进一步合理利用耕地提出相应耕地保护对策,以提高耕地质量,确保遵义市耕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基于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的耕地空间红线划定研究——以常州市新北区为例

以常州市新北区为例,从耕地保护角度出发,通过对耕地综合质量的评价来划定耕地空间红线。针对耕地红线划定要求,从耕地土壤质量、基础设施条件、区位条件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选取耕地综合质量评价的相关指标,构建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分别评价了耕地质量各准则层,并利用指数法计算了耕地综合质量分值。在此基础上,根据最大相似原理将常州市新北区现有耕地划分为4个等级,通过分析各类耕地的综合质量特征,确定将一、二和三等耕地划入到耕地红线范围内。     

基于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的耕地空间红线划定研究——以常州市新北区为例

以常州市新北区为例,从耕地保护角度出发,通过对耕地综合质量的评价来划定耕地空间红线。针对耕地红线划定要求,从耕地土壤质量、基础设施条件、区位条件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选取耕地综合质量评价的相关指标,构建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分别评价了耕地质量各准则层,并利用指数法计算了耕地综合质量分值。在此基础上,根据最大相似原理将常州市新北区现有耕地划分为4个等级,通过分析各类耕地的综合质量特征,确定将一、二和三等耕地划入到耕地红线范围内。     

浙江省温岭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温岭市1996～2006年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了温岭市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揭示温岭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1年来，温岭市耕地面积总体上呈减少趋势，耕地资源变化空间差异明显，太平街道和石塘镇耕地相对变化率较大，是温岭市耕地减少的主要集中区。造成温岭市耕地资源减少的主要驱动因子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等。     

江西省县域人口垂直分布与耕地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江西省1∶25万基础地理数据、SRTM_90数字高程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运用Arcgis 9.2软件分析了1990-2007年江西省县域人口和居民点的垂直分布与耕地的相关性。结果表明：随着海拔的升高，人口和耕地数量下降、居民点规模逐渐缩小、居民点拥有的耕地数量下降；海拔高程和耕地面积与人口垂直分布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5和0.95，说明影响人口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海拔高程通过影响耕地面积来影响人口分布，随海拔升高，人均耕地面积变化不大。     

中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耕地数量的统计数据和耕地保护政策的颁布、实施为基础,借助经济计量学理论以及Eviewes 5.1软件,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1)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机制在制约着变量的运动,使二者之间短期内的偏离不会太远,长期则会走向均衡;(2)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耕地数量变化是耕地保护政策的Granger原因,而耕地保护政策不是耕地数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3)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表明,耕地数量变化对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为持续的促进作用,且作用程度随着滞后期的加大而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强的惯性,主要受其自身以前水平的影响,因此耕地保护政策对耕地保护的促进作用不太显著.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因此,应制订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强化耕地保护政策理论研究,加大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力度,这是解决耕地过快减少问题的重要途径.     

滁州市耕地承载定量分析

基于2000—2010年滁州市TM数据,结合研究区耕地生物资源数据,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滁州市耕地承载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0年滁州市人均耕地减少16.4%,人均耕地面积明显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2010年滁州市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远低于全球水平,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减少与人口数量增长呈负相关关系;2000—2010年滁州市耕地生态承载等级从富富有余转变为超载与平衡临界状态,琅琊区耕地生态承载等级由富富有余转化为过载,南谯区耕地生态超载等级变化较小。划定基本农田范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耕地整体性和机械化水平,是缓解滁州市耕地生态超载的基本措施。     

基于卫星遥感影像的新增耕地利用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

以湖南省平江县为研究区,利用2008、2010和2012年3期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结合新增耕地相关资料、土地利用资料等,提取新增耕地利用状况信息,并建立了评价模型,对研究区2007年新增耕地近5年来的耕地利用情况进行了监测和评价,以期获得研究区2007年度新增耕地的利用状况和利用水平等信息。     

昆明市耕地压力空间分布与粮食安全分析

介绍了研究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耕地资源与粮食生产概况,依据2006年昆明市耕地相关数据,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利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模型,结合人均食物需求量300和400kg2种情况,计算分析了昆明市及各县（区）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结果表明,人均粮食需求量Gr为300kg时,昆明市人均耕地面积具有区域差异性,体现了不同空间的分布规律,呈现了明显而典型的径向分布特点,以昆明市区为中心处于全市最低,从市郊向四周递减;人均粮食需求量Gr为400kg时,在同样的消费水平条件下,昆明市各县耕地承受的压力不同,而驱动这种变化的因素也各不相同;人均粮食需求量Gr为300、400kg时,昆明市耕地压力指数都大于1,耕地资源压力巨大,各县（区）耕地压力指数存在大于1和小于2种情况,其原因各不相同。结合昆明市耕地、粮食的空间分布特点及产业发展状况,提出了盘活存量用地、统筹规划昆明市各县（区）的产业结构布局、合理配置耕地资源等对策建议。     

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

【目的】耕地资源的非农化过度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其区域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如何在坚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耕地资源安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方法】首先采用2001—2008年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资源禀赋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进行研究,为了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进而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三大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耕地禀赋变量均呈现显著状态。东中西部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方面存在差异性,在控制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后,耕地资源禀赋变量在东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而固定资源投资变量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弹性系数要大于西部地区。【结论】耕地资源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规律。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人口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7个百分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因素在东中西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耕地资源非农化的显著因素,耕地资源禀赋富足的区域趋向于更高的耕地资源非农化速度。中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化则受到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强烈,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     

珠江口两岸耕地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1988—2004年耕地及相关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法诊断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揭示了耕地变化的人文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耕地与驱动因子之间的综合定量规律。分析耕地的驱动机制，对今后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控制耕地进一步减少、保持耕地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MapGIS K9的耕地整理潜力测算与分级——以江西省崇仁县为例

结合崇仁县的实际情况,根据2012年末崇仁县耕地分布数据运用增加耕地系数、耕地坡度结构、耕地区位指数和人均耕地面积4个指标综合评价研究区耕地整理潜力,在定量评价耕地整理的基础上,以乡镇为分级单元对崇仁县的耕地整理潜力进行分级,为地方耕地整理工作提供参考.     

甘肃省天水市耕地变化分析与预测

利用天水市1996~2002年土地变更数据对天水市耕地变化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天水市耕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但减少的速率具有降低的趋势,减少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对耕地面积变化的总趋势预测表明,未来耕地面积仍然具有逐渐减少的特征,但减少的速度会相对变慢且比较平稳;耕地减少的数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天水市未来发展的定位与规模、土地地貌特征和开发利用历史与程度、耕地减少速度与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速度之间的矛盾是控制耕地减少速度的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