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演化动态博弈分析

清代士子一旦中举,即失去了原有的官学学生资格,但举人仍有读书应试之需。于是,至清代晚期,各地出现由官府创建的专课举人的书院,专门招收举人,开展应试教育。与此不同,有的书院则兼课举人,并由官府设立孝廉课,专课举人。从总体上而言,专课举人和兼课举人的书院以培养生徒参加会试、殿试为目的,不仅在考课时模拟会试、殿试,而且在经费的投入、对考课的重视程度上,都超过了同一地区的其他书院,使肄业于书院的举人在竞争激烈的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几率明显提高。     

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

祭祀是书院规制的重要内容。书院祭祀可以确立、增强士人对儒家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不仅如此,书院祭祀的影响还超出书院本身而及于整个社会,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     

走向东洋:移植日本的书院制度

明清之际,中国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日本书院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使命,有着教育教学、出版图书等多种文化功能。其学校性质的书院又分为寺子屋、私塾、乡学、官学等几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另外还有专门教授医学知识和培训中国留学生的书院。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日本人把书院办到了中国本土,惜乎这一书院的回流是一种充满痛苦的文化现象。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     

中国古代大学校园景观研究

中国古代大学分为官学和书院,校园景观特征为"礼乐相融"。官学大学校园在城市中,具有"辟雍泮水"的景观格局和强调尊卑等级"礼"的哲学理念。"择胜地"、"依山林"的书院大学校园景观与自然相融合,有文化底蕴的庭院空间形式多层次地体现了儒家"乐"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继承与超越：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启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学和私学共处于教育舞台之上。至唐末,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私学,与官私两学共存。在书院存续的960余年的历史中,尤其是在其官学化之前,书院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学术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在人文主义传统和治学方面的诸多特点,给后世教育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古代家族书院简论

家族书院作为造福后人 ,维系家族长盛不衰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 ,自唐代出现以来 ,即受到中国士人的特别重视 ,遍布全国各地 ,形成三种类型 ,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服务并满足于各地各类家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需要 ,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书院:在限制与自由中绵延千年——论书院的发展逻辑

宋代以降,在统治者的调控下,培养满足朝廷需求的人才成为书院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基础。而创新学术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千余年来书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但人才培养和发展学术对书院发展也不是均衡地起作用,人才培养逐渐演变为限制书院学术自由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借鉴书院发展的相关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     

从学规看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

以学规为中心考察了朝鲜时代书院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首先,考察了学规关于为己之学的教育目的和科举问题关系的两个不同观点,即本末论和排除论。其次,以学规中的读书次第和讲书目录等为中心研究了书院教育的课程和教材。最后,关于书院教育的方式,探讨了分番居斋和讲会制度。     

彩票投注视频监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元代书院藏书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事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 ,并且形成了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士人加入 ,藏书楼林立 ,藏书数量巨大 ,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等时代特点。书院藏书区别于官府、私家、寺观 ,藏书的公共性、公开性特色也得以突显     

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特色

中国古代书院的环境普遍追求园林化,其中植物是书院满足学、居与游等功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采用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书院的自然之景、人工之景以及文化层面综合分析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旨在还原浙江传统书院的园林实景。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以自然之趣、人工之巧、文化之雅为特征,形成了书院特有的空间环境和文化氛围,其"寓教于景,环境育人"的设计思想对于现代校园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宋元时期地方学校藏书研究

宋元时代是印刷术从发展到成熟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包括书院和官学在内的地方学校的藏书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注这一时期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希望抛砖引玉,促进对宋元藏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书院制视角下志愿服务育人功能探析

书院制,是实现素质教育和专才教育的相结合,主要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当前,采用书院制管理的高校越来越多,通过采用书院制的管理方式能够更好地对高校展开管理,促进高校的有机发展。因此,本文试图以书院制视角为基础,对志愿服务的现状展开分析,并深入探讨了书院制视角下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以此有效促进志愿服务的开展,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效的推动。     

董应举天津兵屯研究

天启二年(1622)四月,董应举受命管理天津至山海关等处屯田、安插辽民事务,兵屯是董应举屯田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兵屯的主力为天津海防营,在争取天津海防营的管辖权、组织兵屯各项任务、处理屯田与操练的关系诸方面,董应举面对着各方面的阻力、困难,他以坚韧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屯田业绩,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     

现代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人本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作为一个精神文明的标杆,不断改进、不断创新才能更好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本文重点讲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人本化内容,分析其必然性以及相关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以人为核心,实现对图书馆内部人员的人本化管理和对社会上广大读者的人本化管理,创造良好的读书氛围,促进现代读书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