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定量研究——以平顶山市澧河跨界饮用水源地为例

跨界饮用水源地涉及保护者和受益者两种主体利益,要长期持续地确保饮用水安全,迫切需要引入生态补偿机制作为调节跨界饮用水源地上下游主体利益的经济政策。由于当前河南省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手段是资金补偿,因此补偿标准的确定便成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作者从核算上游饮用水源地成本投入和生态效益的差额入手,依据水源地水量确定跨界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以平顶山市澧河跨界饮用水源地为例,平顶山市保护澧河境内饮用水源地的年均投入为2016.77万元,通过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而获得的年均生态经济效益为1292.36万元,根据投入成本和生态效益的差额最终确定澧河跨界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为下游取水需要对上游平顶山市补偿0.13元/m3。以上游生态建设成本投入和获得生态效益的差额作为确定跨界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不仅能够比较准确地测算上游地区的净投入,相对客观、公平地确定补偿金额,同时也能够有效建立上下游行政区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     

辽宁省跨界饮用水源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辽宁省跨市供水普遍,全省有18个跨市供水水源地,以大伙房水源为例,分析辽宁省跨界水源地的发展困境,总结进行跨界饮用水源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跨界饮用水源生态补偿政策的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     

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机制的路径选择

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目的是改善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资金机制是解决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问题的关键和落脚点。在阐述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机制的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对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机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剖析当前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机制的建议,以期促进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取得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理想效果。     

农村水库生态补偿研究——以湖南株树桥水库为例

株树桥水库是湖南重要的饮用水源之一,主要供应长沙东部地区的饮用水。结合实地调查,以株树桥水库饮用水源为对象,从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的角度分析水库管理,以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经济作为切入点综合研究。目前株树桥水库面临着较大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经济发展限于水源保护而受到巨大制约,迫切需要启动生态补偿机制。针对株树桥水库饮用水源地面临水资源需求缺乏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建立优质水权市场,健全水源地监督管理机制和依靠科技进步创新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农村水库生态补偿研究——以湖南株树桥水库为例

株树桥水库是湖南重要的饮用水源之一,主要供应长沙东部地区的饮用水。结合实地调查,以株树桥水库饮用水源为对象,从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的角度分析水库管理,以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经济作为切入点综合研究。目前株树桥水库面临着较大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经济发展限于水源保护而受到巨大制约,迫切需要启动生态补偿机制。针对株树桥水库饮用水源地面临水资源需求缺乏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建立优质水权市场,健全水源地监督管理机制和依靠科技进步创新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重庆市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在水源地生态补偿方面存在法律、政策上的差异,致使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这一情况,从公共产品产权理论出发,分析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理论内涵,在详细分析重庆市水源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政策建议。通过对重庆市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有助于加强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有效管理,对水源地管理和保护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生态补偿式扶贫的证成与进路分析——基于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视角

结合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从生态补偿和扶贫开发的差异与共性入手,证成了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存在价值和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探寻了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合理进路。     

生态补偿式扶贫的证成与进路分析 ——基于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视角

结合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从生态补偿和扶贫开发的差异与共性入手,证成了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存在价值和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探寻了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合理进路。     

重庆市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实践与研究

为保护重庆市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根据重庆市农村水源地污染状况的调查和农村饮水水质现状,提出水源地安全保障措施,编制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工程措施包括农村饮用水水源地隔离防护工程、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农村点源综合治理工程和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管理措施包括饮用水水源地监控体系建设、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农村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在规划方案的试点实施基础上全面推广实施。     

生态补偿在小流域尺度的实践——以安徽省秋浦河流域为例

针对小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健全,补偿交易成本高,补偿标准、补偿主体、范围难以确定,补偿方式单一等弊端,以安徽境内秋浦河为例,采用系统研究、模型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方法,运用系统理论,构建了其生态补偿实施体系.结果表明: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框架,由驱动力、法规保障、管理与运行、监督等子系统构成.政策与社会基础、流域上下游对水质、水流调节的供求关系是生态补偿的驱动力；制定生态补偿法规、成立生态补偿委员会是实施补偿的基础；构建多元融资与支付机制、多元补偿方式机制、协商、调解为主的补偿途经机制、监督机制、科学确定补偿标准等是实施补偿的关键.基于秋浦河流域上游提供的生态服务及保护生态受损的发展成本,估算了2009年实际补偿金额为40553.66万元.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有利于协调流域不同群体的环境与经济利益,有利于流域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可为我国小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借鉴.     

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模式的实践与市场机制的构建及政策建议

在总结我国各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成功案例的基础上,阐明在水源地生态补偿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需要从明确补偿主体、确立补偿标准及运作方式等核心问题着手.水源地生态服务的市场补偿,可以根据流域内各类受益主体的受益程度计量其应支付的补偿费用,由受益方所属辖区政府统一征收,并代表辖区内所有受益方向水源地水资源管理部门集中购买用水权的形式实现.而提高受益方的生态补偿意识、明确水资源权属、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以及建立相应的监督协调机制,则是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长久发展的前提.     

北京跨界水源地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延庆怀来两县为例

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现状使得北京跨界水源地发展模式受到各界的关注.以官厅水库流域的北京市延庆县和河北省怀来县为例,运用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延庆县符合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其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也接近或达到相关标准;而相对而言,怀来县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现状距离生态可持续的目标差距较大.而行政区划是导致北京跨界水源地境内外发展模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大连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系统模型

层次分析法(AHP)作为决策思维的一种方式,突出地反映了思维方式的递阶层次结构的特点。通过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大连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系统模型,对现有的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规划进行合理性分析评价,并优化规划方案。从而提出饮用水源保护的重点污染控制对策,为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土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及其意义

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环节,对区域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真正建立一种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激励机制;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还可为绿色GDP核算提供依据。因此依据经济、生态、资源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标准建立的发展方向和模式,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初探——以官厅水库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上游的河北省张家口市部分地区和下游的北京为例,初步探讨了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目的是将张家口地区为保持官厅水库水资源的质量所做的贡献用货币的形式加以量化。研究应用影子工程法、市场价值法等环境经济学的方法,计算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中包含的上游地区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林地的建设与维护、污水处理厂运行等方面的投入,研究了上游地区林地发挥的涵养水源、减少水库泥沙淤泥等生态服务的价值,得出了流域下游的北京市应承担的生态补偿费用,即官厅水库下游的北京市应每年支付5.9亿元给上游的张家口市,可以增加稳定优质的水资源约1.5×109m3,减少上游地区直接排入河流的污水约1.02×109m3。     

基于CVM的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探析

文章将闽江流域上下游视为一个由生态服务供求双方形成的虚拟市场,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开展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支付意愿(WTP)与受偿意愿(WTA)调查。结果表明:流域居民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参与生态服务补偿的意愿较高,但上下游居民的生态建设责任认知存在差异,补偿意愿差距较大。同时,测算得基于CVM的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为125 102.21万元/年,远高于现行补偿标准。因此,政府应结合居民的补偿意愿,多渠道筹集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方式生态补偿标准探讨——以崇明岛东滩绿色农业示范项目为例

以崇明岛东滩绿色农业示范项目为研究案例,在定量监测环境友好型肥料管理方式对化肥污染控制效果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经济学方法,从环境友好肥料管理方式所创造的生态效益价值和实际投入的额外成本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上限值和下限值,同时讨论了在实际制定补偿标准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和采取的补偿方式.结果表明,环境友好型肥料管理方式可有效削减氮素流失负荷和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削减率分别达到46.6%～61.8%和23.4%～46.7%;在梨园所创造的生态效益价值和实际额外投入成本分别为10 135.6和3 066.1元(RMB)·hm-2·a-1,在蔬菜田所创造的生态效益价值和实际额外投入成本分别为7 640.1和3 165.2元(RMB)·hm-2·a-1.因此,梨园和蔬菜田由于应用环境友好型肥料管理方式可获得的生态补偿理论值范围分别为3 066.1～10 135.6元(RMB)·hm-2·a-1和3 165.2～7 640.1元(RMB)·hm-2·a-1.     

河北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探讨——以水资源补偿为例

生态保护与利益补偿是维护生态环境良好运行的重要方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河北省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生态补偿的方法,在治理水源涵养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现存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比较落后,权责的划分、补偿标准和考核标准存在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建设的今天,河北省应顺应国家各项政策要求,进一步加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多个维度构建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毕节试验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以贵州毕节试验区作为研究对象,在简要阐述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围绕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与完善,从补偿策略、补偿标准制定以及补偿实施组织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探索性建议,指出应通过生态补偿优先级规划来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方案,利用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建设成本相结合制定补偿标准,根据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设计生态补偿管理机构框架,以期为推动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以上海市淀山湖地区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激励机制,是对当前限制型政策的有益补充。以上海市淀山湖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构建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确定了淀山湖地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对象,建立了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分析框架,估算出了淀山湖地区年生态补偿量,最后提出了淀山湖地区生态补偿的途径,对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