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山区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分析——以晋西北地区为例

脆弱的生态环境与农民的贫困问题一直制约着晋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城镇化农民现象愈演愈烈,与之相伴的是土地流转的出现。土地流转通过影响微观个体的撂荒坡梁地行为进而影响到了宏观生态环境。从土地流转视角出发,采用二元Logistic和Tobit模型实证估计了土地流转、户主特征、劳动力务工、家庭特征以及耕地特征对农户撂荒坡梁地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转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弃种坡梁地的可能性及数目,对改善生态环境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外出打工及打工收入、耕地细碎化特征均是影响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要积极完善依托互联网而兴起的农地流转平台,积极推进生态脆弱区的土地流转,对改善晋西北的生态环境有积极作用。     

土地确权政策对广东省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

为探究土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对广东省533户农户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广东省大部分农户愿意转出土地,但土地确权政策对其的影响并不明朗,而劳动力短缺和自身土地经营能力不足才是影响农户愿意转出土地的主要原因。在土地确权背景下,提出促进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加大对政策内容的宣传普及,增强监管,引入媒体等社会监督,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以保证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增强农户土地转出的信心,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

探究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制约因素,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该研究基于2018年湖北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反事实分析框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GPSM)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流转会显著提升耕地复种指数0.244个单位,水田转入和旱地转入会分别显著提升耕地复种指数0.299和0.204个单位;土地转入面积、水田转入面积和旱地转入面积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提升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即耕地复种指数提高的比例要比流转面积提高的比例更大,且水田转入面积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检验来看,土地流转能够通过每公顷流转费反作用路径和要素集约促进路径提升农户耕地的复种程度,每公顷流转费起到调节作用,要素集约率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大小为8.9%。建议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因地制宜制定耕作制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提高耕地复种指数。     

基于农户调查的江汉平原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是参与农地流转的主体之一,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以江汉平原为研究区,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区278户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研究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较低,流出土地的农户比例为17.99%,流入土地的农户比例为25.17%;(2)影响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地收入功能、外出务工劳动比例和耕地面积,农地收入功能越高,外出务工人数越少,耕地面积越多,农户的土地流出意愿越强;(3)影响农户土地流入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户主文化水平、农地政策了解程度、是否具备耕种能力、农地收入功能、耕地质量和村集体经济状况,户主文化水平越高,对农地政策越了解,耕种能力越强,农地收入越高,农户的农地流入意愿越强,而耕地质量越高,村集体经济状况越好,农户的农地流入意愿越弱。     

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湖北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

耕地复种指数的提升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实施和三农问题解决意义重大。为了考察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湖北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以1 682份湖北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IVTobit和IVProbit回归模型,探讨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类型农作物耕地间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机械化水平每提升1%,耕地复种指数提高1.393%,粮食作物耕地复种指数提高0.988%,经济作物耕地复种指数提高2.160%。2）从不同类型农作物耕地复种意愿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每提升1%,农户对粮食作物耕地复种意愿的概率提高3.100%,对经济作物耕地复种意愿的概率提高5.361%。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户主教育、户主年龄、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家庭转出土地、气温变化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农作物品种数量、地区类型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之,农户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对耕地复种有积极作用,特别对经济作物耕地复种指数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河西走廊农地流转中农户的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解放剩余劳动力,运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模型对河西走廊农地流转中农户的意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促进河西走廊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具有普遍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流转方式对农户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差异;(2)农户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3)不同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均有差异,家庭状况与资源禀赋对转入及转出影响较大,且两者呈相反趋势;(4)农户个人特征中仅文化程度因子有显著影响,农地的重要性对农户流转的影响非常显著。     

太行山前平原区农户采用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户是农业节水的主体,考察太行山前平原区农户采用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对推广农艺节水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对太行山前平原区的农户调查资料,运用二项Logit模型,对农户采用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水价、信息传播渠道的培训会对农户采用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水资源短缺程度对农户采用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的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太行山前平原区小麦玉米农艺节水技术应该重点向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高、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重较高、家庭年均总收入较高、土地经营规模较大、女性户主、户主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示范、推广;研究区农民节水意识淡薄,急需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对农民的节水宣传;应加强引导示范户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继续对农户采用节水技术进行扶持,加大扶持力度;并应采用培训会等多种渠道传播农艺节水信息。     

京冀平原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决策机制的研究,是科学分析区域耕地资源质量和生产能力驱动变化的基础。该文选择京冀平原区的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曲周县为研究样区,以典型乡镇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农户收入、农户土地资源状况和农户区位条件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曲周主要的农户类型为粮食和利润协调型,大兴的主要农户类型为粮食和利润协调型农户和利润需求型。研究区域农户为了获得更高的农业收益,偏好于增加耕地的劳动力投入、农药投入、复种指数较高。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土地质量和交通通达度对农户做出“保证家庭消费粮食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收入”和“只是为增加更多的收入”的耕地利用目标决策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对于粮食和利润协调型农户或利润需求型农户有积极作用;城镇影响度对农户从粮食和利润协调型向利润需求型过渡和转型有积极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鼓励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解决土地资源短缺的关键途径。为了分析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579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中的人均收入、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家庭总收入、户主文化程度,农户生产特征中的农业收入、耕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数量,农户意识特征中的农户产权意识、农户行为意识、农户福利意识、农户技能意识,对农户的退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是受到多因素综合影响的,并且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为制定合理的土地退出政策和机制提供意见参考。     

浙江省耕地多功能时空格局变化、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探讨耕地多功能的时空变化规律、影响因素及其空间上的溢出效应或交互作用，对深化耕地多功能认知、提升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选取浙江省为研究区域，基于耕地利用、气象、土壤、社会经济等数据，综合运用GIS制图、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基于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STIRPAT）的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浙江省2000-2015年耕地多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浙江省各区县耕地功能综合水平呈现"先减少，后增长"的变化趋势，耕地物质产出功能、净固碳功能和景观美学功能均呈上升趋势，水源涵养功能保持平稳，劳动力承载功能逐步降低；2）耕地多功能水平的提升对邻近地区有较强的辐射影响作用，本县域耕地多功能水平每增长1%将导致邻近县域耕地多功能水平增长0.224%。农业劳动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业机械水平对耕地多功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二产业占比和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多功能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3）第二产业占比、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劳动力投入对耕地多功能有直接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对耕地多功能水平有溢出效应。研究建议重视区县内部以及区县与邻近地区之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加强区域间土地整治、生态保护和农业技术升级等多方面合作。应充分考虑各县域资源禀赋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制定针对性的耕地保护和农业扶持适应策略。     

大渡河上游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集约度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西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特征及原因解释的研究较少。该文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以大渡河上游典型河谷与半山区为例,共调查农户357户,通过Tobit和OLS估计方法,定量对比分析了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河谷区和半山区在耕地利用集约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资本集约度还是劳动集约度,河谷区均高于半山区。影响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因素有承包耕地面积、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离集镇的距离、二三产业收入、农业劳动力、年需换工数量、人情往来支出等。耕地资源禀赋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是导致集约度差异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或环境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有重要影响。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的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以甘肃省4个封禁保护区为例

[目的] 探讨农牧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对农牧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异和生计策略之间的转化进行分析,为降低农牧户的生计脆弱性,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从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框架出发,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甘肃省2017年批准建立的玛曲、民勤、山丹县和凉州区国家级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最为丰富,自然资本最为缺乏,非农型农牧户拥有的生计资本整体优于纯农型。耕地（草地）面积、耕地（草地）质量以及生产工具显著正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结论] 应加大封禁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加强农牧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鼓励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型,实现生计方式多样化。     

重庆市典型县撂荒耕地图斑的提取与验证

耕地撂荒在国际和国内众多区域都有分布,而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撂荒地块的提取是进一步研究耕地撂荒状况的基础。该文详细阐述了重庆市典型县的撂荒耕地地块的提取过程,利用2期耕地图层叠加,剔除退耕还林和森林工程图斑,得到撂荒耕地分布图,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重庆市典型县的耕地撂荒状况。将随机抽样提取的撂荒耕地图斑与Google Earth影像验证,撂荒耕地图斑提取的正确率达到85.3%,该方法用于提取山区的撂荒耕地是可行的。研究发现,2011年石柱、巫山和酉阳3县的耕地撂荒率分别为14.0%、19.9%和19.2%,整体上3县的平均撂荒率为18.0%,撂荒耕地总面积为5.6万hm2。撂荒耕地以旱地为主,占总撂荒地面积的82.4%,旱地撂荒率为20.4%,水田撂荒率为11.5%。3县中,巫山县和酉阳县的撂荒率高于石柱县;而且,在水田撂荒方面,巫山县和酉阳县的水田撂荒率也明显高于石柱县,3县的水田撂荒率分别为17.2%、13.9%与6.3%。     

中国南方稻作区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比较

认识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规律,正确引导规模农户走可持续集约用地的道路,对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4县(市)8乡(镇)16个村(组)480个农户家庭的调研数据,在划分规模农户类型的基础上,对小、中与大农户农地集约利用的目标、要素投入行为及其利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非农"与"非粮"农户增多,超过1/4的家庭不再从事粮食生产活动,现阶段小农户的数量还较多,但中、大农户已成为本区土地经营最重要的组织形式;2)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经营的价值取向与集约偏好差异明显;3)大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粮食商品率均比中、小农户高,大农户的发展处在土地规模经济阶段,但其农药与化肥等要素的投入出现过度集约问题,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大农户走土地资源可持续集约化的道路。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重庆典型山区耕地资产贬值特征及其发生机理

耕地边际化是山区一种典型的土地利用现象,厘清其表现特征及机理对实现土地资本增值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基于2012和2018年重庆典型山区901份农户问卷及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该文揭示了耕地资产价值的演变特征,并构建Probit模型识别其驱动因素与发生机理。结果表明:1)近年来,案例区耕地资产价值不断下降,单位面积玉米收益由正转为亏本,主要农作物加权净收益从2012年的1384.50元/hm~2降至2018年的252.30元/hm~2;耕地租金从1577.45降至361.65元/hm~2,同时零租金流转比例从71.09%升至82.21%,说明研究区耕地资产价值正处于下滑阶段。2)地块面积、与家庭距离、地块质量和土地细碎化是耕地零租金流转的关键因素,而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是根源。耕地资产贬值的机理是,城镇化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农业利润不断下降直至亏本,耕地资产出现贬值。期间,山区闲置或抛荒的土地资源变得愈发丰富,政府应合理引入资本,充分挖掘相对富裕的土地资源,以实现土地资本增值和发展当地经济。此外,政府应停止在山区大规模的开垦耕地,但可通过土地整治适当补充耕地,避免公共财政资金浪费和破坏生态环境。     

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及其土地利用意愿分析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