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利用的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以张掖市甘州区为研究对象,采用1987年、2000年、2009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了甘州区1987—2009年在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表明:（1）甘州区农田和居民工矿用地一直处于增加趋势,林地和草地先减少后增加,水域处于减少状态;（2）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先降后升的“V”字形变化,1987年、2000年和2009年3个年份分别是25.2,19.53,20.21亿元;在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中,农田、草地、水域提供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达到总价值的80%以上,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3）生态系统单项服务功能价值中,水源涵养和废物处理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较高,二者之和占总价值的近40%;（4）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都小于1,表明甘州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5）从表面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直接源于土地利用的变化。实质上,在土地利用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强度和政府政策导向的间接驱动。     

1990-2018年东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

[目的] 分析东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为该流域土地利用优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利用流域土地利用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结合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及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 ①东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以耕地和林地为主，流域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其余地类面积均呈减少趋势，耕地和林地是建设用地面积的主要来源；②流域土地利用综合指数逐年增加，变化率为0.038，土地利用处于上升发展阶段；③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主要为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社会富裕程度和农业发展；各类驱动因子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驱动作用不同。[结论] 1990-2018年，东江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土地利用集聚程度增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开发，未来流域内土地开发利用活动将更加频繁。     

盐池县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

以位于我国西部风沙区的盐池县为研究区域,利用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建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人文因素指标体系.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盐池县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人口、贫富状况、社会经济、技术、政策、文化观念因素,以及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人文主导指标.结果表明:1)盐池县土地利用以耕地、...     

乌鲁木齐市近16年建设用地和耕地变化驱动力比较分析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1996—2011年自然、人文和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基于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统计软件,对乌鲁木齐市16 a的建设用地和耕地变化特征和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1996—2011年乌鲁木齐市建设用地经历了平缓上升→迅速增长→减速增长的变化历程,耕地则为平缓减少→迅速增加→逐渐较少。（2）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农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乌鲁木齐市建设用地和耕地动态变化的因素,而政策措施对该市的建设用地和耕地变化起直接导向作用。（3）各驱动力对建设用地和耕地驱动方向、驱动力大小、驱动因素影响的敏感性均表现出差异性,且同一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时期驱动因素也有差异。本研究旨在揭示建设用地和耕地变化规律及机制的同时为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干旱内陆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探究——以甘肃省酒泉市为例

根据甘肃省酒泉市1997-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分析了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特征,在Matlab软件背景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并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农业化水平、社会经济及政策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驱动因素,其中人口因素持续性地影响着土地利用变化,而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以东莞市为研究区域,利用5期不同时相的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从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土地利用重心转移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异特征3方面探讨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988—2005年,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是耕地大幅减少,城镇用地迅速扩张。(2)各土地利用类型重心转移距离较大,且农业用地的重心转移方向和城镇用地重心转移方向大致相反。(3)耕地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减弱,城镇用地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增强。(4)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是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海拔低、坡度缓的区域。     

东江流域2001-2013年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的时空特征及成因

[目的]区分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对东江流域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的贡献率,为优化流域土地利用方式、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有益的信息和科技支撑。[方法]基于时间序列的遥感影像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栅格数据,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灰色关联分析,量化东江流域2001-2013年间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的时空特征和成因。[结果]①随着时间推移,东江流域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格局由常绿阔叶林、草地和耕地共同主导型转变为常绿阔叶林主导型;②研究期内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差异明显,灌丛、混合林、常绿阔叶林和草地变化剧烈且相互之间转化频繁,水域、耕地和城镇用地面积变化相对平缓;③非城镇用地转化空间差异显著,耕地的转化程度表现为：下游 > 上游 > 中游;④人口增加、城市建设、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是推动东江流域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结论]总体来说,最近10 a多东江流域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有利于流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保护,进而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武汉市建设用地扩张驱动力实证研究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究了2003-2012年武汉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交通条件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人口增加是武汉市近10 a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各驱动力因素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尺度依赖性,交通和人口因素对建设用地短期内快速扩张的推动效应更显著,收入因素的效应则主要体现在长期;宏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土地利用的效率和集约水平的提升。     

台儿庄区25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

研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规律和机制对认识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79年的MSS影像和2004年的TM影像资料,运用目视解译方法,获取土地利用信息,使用GIS软件的空间叠加分析功能,获取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分析表明:在1979-2004年25 a间台儿庄区的土地利用/覆盖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农田、林地转变为居民地及其他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的增加;并且农田、林地用地的减少是区域内变化速度最显著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一直在不断提高。加强耕地保护力度,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科学开展城市用地规划是确保今后台儿庄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合理途径。     

1980－2005年太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为了定量化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该文应用遥感和GIS技术,分析江苏省环太湖地区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05年3个不同时段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换特征,并对研究区各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25a江苏省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复杂变化,3个不同时段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各不相同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区域土地利用程度持续增加,土地利用仍处于发展期;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变化看,建设用地转入的速度远大于转出的速度,有规模增加的趋势,而水田、旱地、林地的转入速度小于转出速度,存在规模减少的趋势。人口数量的增加、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土地管理政策等人类活动是江苏省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近年来江苏省环太湖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部分人类经济活动给区域农业的发展及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导致以水田为主的区域耕地资源质量的进一步退化。该研究为江苏省环太湖地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秦巴山区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及地形梯度效应

自然景观的垂直地带性为区域土地利用的垂直景观格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垂直景观带上土地利用的强度及其变化情况。该文采用地形位指数、分布指数、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信息图谱法等,分析了1989-2010年秦巴山区土地利用格局的地形梯度效应和图谱信息,揭示地形控制下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和土地转移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秦巴山区土地利用以林地和耕地为主,呈西林东耕分布;1989-2010年间林地减少显著,建设用地增加明显,其中耕地是建设用地主要转入来源,林、草地是耕地主要转入来源。2)秦巴山区各生态亚区用地类型差异明显,各生态亚区土地利用转移方向也存在差异性。3)秦巴山区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呈东高西低,中高周低的态势;土地利用强度变化率稳定少动,增加趋势不明显;土地利用动态度呈中高周低的态势,整体变化不大。4)水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主要集中在地形起伏度小和坡度小的低地形位,且耕地主要转移为其他两种用地类型,建设用地有向中低地形位分布的趋势。林地和草地集中在地形起伏大、坡度陡的中高地形位,且存在着相互转移演替现象,中低地形位往往是耕地、林地、草地间的相互转换,未来势必加强坡耕地和低山丘陵区林草地的管治工作。     

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精准把握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探究其驱动因素,对科学预测西藏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20年5期LUCC数据为基础,从动态度、转化趋势等方面分析西藏自治区LUCC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LUCC以草地、林地、未利用地为主,时间上2015-2020年变化频率最高,空间上城乡建设用地、耕地及水域用地变化区域较为集中。(2)城乡建设用地持续增长,草地持续缩减,其余地类波动式增长。(3)一江三河流域LUCC种类丰富,成因复杂,其余地区以草地和未利用地变化为主。(4)过去20年间西藏LUCC驱动因素较多,自然因素对耕地、水域的分布等起决定性作用,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对西藏近年来的LUCC起较大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西藏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复杂,各地类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变化量最大的是草地与未利用土地的相互转换。西藏LUCC的驱动因素较为复杂,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作用显著。     

新疆焉耆盆地地表温度时空分布对LUCC的响应

为了辨析地表温度时空分布及其变化对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and use/cover change,LUCC)的响应,以新疆焉耆盆地为研究区,将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气象要素的观测数据和野外采样数据相结合,利用单窗算法和单通道算法反演研究区2000、2009、2011和2015年的地表温度,分析焉耆盆地地表温度时空分布特征,研究LUCC对地表温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温度时空分布图主要划分为低温区、中温区和高温区。从时空分布变化上来看,2000年高温区范围减少幅度最大、2009年次之、2015年最小;2009年低温区范围减少幅度最大、2000年次之、2015年最小;2)研究区地表温度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高温区主要分布在沙漠区和山区与盆地之间的戈壁滩,具有明显的以博斯腾湖为中心的环状分布特点。低温区主要分布在水域、湿地和绿洲等区域;3)在2011年内不同时期不同LUCC的温度变化幅度不一,地表温度在不同下垫面上平均值大小不同,地表温度高低主要表现为沙漠盐碱地裸地小麦-玉米其他作物森林棉花芦苇湿地水域。由结果可知,焉耆盆地近十几年地表温度的时空变化与LUCC有着密切关系,农作物的结构、土地利用类型及其面积变化都会影响地表温度的时空分布。     

渭北旱塬县域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研究* ——以合阳县为例

为探讨渭北旱塬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本研究以陕西渭北合阳县为研究区,在GIS与RS等技术支持下,以1990年、2000年Landsat TM影像以及2010年SPOT影像为数据源,运用地学信息图谱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方法,对1990—2000年、2000—2010年2个不同时段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及类型的空间转换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 a间合阳县耕地面积减少了31.25 km2,耕地主要转化为草地、林地、建设用地、水域。园地面积增加了21.26 km2,增幅达146.6%,主要由耕地、草地及林地转化而来。(2)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图谱以稳定型图谱和后变型图谱为主。稳定型图谱占全区总面积的86.66%,后变型图谱占全区总面积的7.32%。说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图谱变化总体比较平稳,部分变化也主要发生在2000—2010年间。(3)研究区20 a间土地利用格局呈现一定的层次性。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主要分布在地形变化不大或地势较低的区域;草地及林地主要集中分布于中高地形梯度内;林地和未利用地在高地形梯度内呈现优势分布。地形与人类活动是该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的主要因素,政策导向与市场经济需求对LUCC也有较大的影响。该研究结果为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建设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广东佛山市土地利用格局与生态承载力相关性研究

依据1996年和2002年佛山市土地利用数据,应用土地利用数量和程度变化模型对土地利用的时间及空间动态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佛山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格局;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佛山市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定量评价,揭示了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土地利用格局的相关性,从而为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吐鲁番市土地覆被动态变化研究

以吐鲁番市1990年TM影像解译数据和2005年、2011年的土地利用图为数据源,通过建立马尔科夫模型来预测该地区土地覆被变化情况。马尔科夫模型的预测精度与模拟步长密切相关,因此,首先以1990年为基础年,基于不同的模拟步长,预测2005年的各地类面积,并与其实际面积相比较,找出最佳模拟步长。其次,用该最佳步长预测2011年以后的土地覆被变化,由此分析该地区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动态度。研究表明:（1）未利用地和草地相互转换数量较大;（2）2005年后耕地减少较为迅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基本没有实现耕地占补平衡;（3）在21年间水体减少近6 000 hm²,很可能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4）由于建设用地和园地的变化而使得土地利用程度逐年提高,说明经济的发展是土地覆被变化的重要因素;（5）人为因素是土地覆被变化的主要原因,人们正采取越来越有力的手段影响着土地覆被变化。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建议。     

基于地形梯度的汾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

地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与地形因子的动态关系可以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的合理性,对后续的土地利用管理和水土保持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汾河流域1986年、1995年、2005年和2010年土地利用矢量图,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和地形位指数,系统分析了土地利用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特征和变化历程。结果表明:1986-2010年,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和草地为主,其中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是主要变化类型。各地类在地形梯度上呈明显的层级分布,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主要分布在低地形梯度,草地分布在中区段,而林地集中分布在中高区段。土地利用变化以稳定型和反复变化型为主,两者占研究区总面积的98.4%,其中,稳定型以低地形梯度的耕地和中高地形梯度的林地为主,反复变化型以低中地形梯度的草地与耕地间的反复转化为主;其余图谱类型的比例均在1%以下,主要变化类型均为中低地形梯度下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在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汾河流域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改变,整体趋于合理,但仍存在部分不合理利用现象,需要加强规划管理。     

Classifying land cover conversions in coastal wetlands in the Mediterranean: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landsat images

This study classified land cover conversions by using quantitative change detection method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oastal wetlands of Turkey. Three Landsat TM scenes acquired in 1984, 1998 and 2007 were analysed using image pairs of consecutive dates. The amounts of change were calculated for the periods from 1984 to 1998 and from 1998 to 2007, using binary change masks and supervised image classifications, in which eleven a priori defined land cover classes were used. Change areas accounted for 14.81 and 15.64 per cent of the total area,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iods, respectively. Conversions from/to sand dunes, mud flats and afforestation were by far the most extensive changes. Sand dunes and mud flats decreased, while afforestation and agriculture areas increased in the 23‐year period between 1984 and 2007. Five types of qualitative change were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land cover transforma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systems. Type I changes, which indicated conversions from (semi)natural to anthropogenic systems, took place as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ver coastal sand dunes, while Type II changes mostly occurred within agricultural systems. Type III changes included changes in human uses, leading to conversions from one anthropogenic system to another. Conversions between semi(natural) systems such as salt marshes and mud‐flats were typical Type IV changes. Type V changes were mainly due to conversions from agriculture to wetland categories or other semi(natural) cover types. Implications of these changes were discussed for management of coast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opyright © 2011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