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与优先度评判

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与整理区优先度划分是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基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的考虑,通过多因素限制性分析与综合适宜性评价,划分了农村居民地整理类型;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采用邻域替代法和GIS缓冲识别功能,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后耕地质量等级;在此基础上,利用互斥性矩阵分类法评价...     

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实证

为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新思路。借助植被覆盖率对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分类,通过分析抽样农村居民点斑块的植被覆盖与内部用地结构得到整理潜力修正系数,从而建立基于植被覆盖率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门头沟区无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占大多数,具有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并且这部分农村居民点多远离主干道;山区具有中、高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略多于平原、浅山区,而低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明显多于平原、浅山区;门头沟区规划整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包含有大量农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比例只占63.19%～71.54%,但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将整个农村居民点都作为建设用地调绘;因而,一些不考虑植被覆盖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夸大了整理潜力,放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效果。该文为进一步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提供参考。     

北京市顺义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推动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是我国农村土地整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不同地貌类型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不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居民点的演变趋势也不一样，开展居民点土地整理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该文在分析位于发达大城市北京市郊区的顺义区的居民点分布及用地特点基础上，找出顺义区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重要问题，说明居民点整理的必要性，并着重从城市化进程、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用地扩展特点等方面系统论述顺义区开展居民点整理的现实社会经济推动力。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力研究是农村居民点内在演化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科学指导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该文以北京山区为研究区域，基于GIS以及相关数理统计软件，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内部和外部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是在原有居民点的分布基础上,以一定的自然、区位等内部驱动因子为背景，受社会经济等外部驱动因子的综合影响而发生。可以认为农村居民点变化是一个由其自然资源条件、区位可达性及社会经济基础条件综合影响下的区位择优过程。应依据不同区域驱动因子的不同发展态势，探寻不同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管理。     

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

为合理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方向,科学指导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该文以2018年脱贫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研究区,综合运用遥感解译、GIS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等方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研究2001-2017年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在规模形态方面,农村居民点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整体规模扩展显著,景观形状趋于规则,平均斑块规模增大;2)在空间分布方面,农村居民点向地形条件优越地区集聚的特征愈发明显。核密度和聚类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空间分异明显,分布形态由小规模分散式逐渐向大规模集聚式发展;3)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是促使其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对地质灾害频发的西南边疆贫困山区的农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并为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用地转换方向模拟

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同转换方向将对区域景观格局带来不同的环境效应，如何因地制宜地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方向是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中需解决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该文使用CA-Markov模型对北京山区未来土地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进而对其景观格局指数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反映不同农村居民点转换方向引起的不同环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去向为耕地和园地时景观效应较差，而依靠适宜性评价结果或整理成林地则取得较好景观效应。因而，在当前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应审慎看待整理为耕地或者园地的普遍做法，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方向，使其与其周围基质相谐调以更好地优化土地利用总体格局获取最大环境效益。     

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英文稿）

山地丘陵区是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干扰的特殊区域,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分析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对实现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试图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重庆石船镇的案例,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点大多位于低海拔、平缓地形、低灾害风险、离水中等距离、靠近城镇和道路的地区,人口规模、宜居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选址和扩张。2）山地丘陵区高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分散分布或均匀分布的特征,而低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更有可能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海拔较低、坡度较缓、距水源中等、地质灾害风险低的地区。3）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耦合模式,决定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分布。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因素、城镇化、产业发展、交通条件、政府政策等规划因素是改变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主导力量。 空间治理的差异性策略是实现山区乡村聚落可持续利用和优化布局的必要条件。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后耕地质量评价与应用

农村居民点整理作为耕地占补平衡的一项重要途径,其补充耕地应统筹质量与数量。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与数据,辅助于GIS空间分析功能与邻域替代法,评价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后耕地质量等别,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核算了规划补充耕地的生产能力,探讨了规划实施的目标设定、时空安排与关键性工程措施。研究表明,全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后耕地自然质量分值在0.3910～0.9745之间,划分为5个等别,可实现单产浮动区间为5769～12758kg/hm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中拆迁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442.60hm2,适宜整理为耕地的面积为1922.07hm2,整理后一等耕地到五等耕地分别占12.75%、21.69%、40.54%、15.36%和9.66%;近期优先整理Ⅰ级区,推进耕地规模化经营与用养结合,中期重点整理Ⅱ级区,加强培肥地力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远期适度整理Ⅲ级区和Ⅳ级区,需长期开展山地土地平整和生态保护工程建设。该研究尝试将农用地分等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以期为耕地占补"双平衡"的实践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GIS的岩溶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对区域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为合理安排岩溶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运用GIS技术,以贵州省麻江县为例,选用坡度、与河流距离、与公路距离、与城镇距离、土地资源和耕作距离等6个因子建立岩溶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麻江县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高度适宜区和中度适宜区分别仅占4.38%和8.96%,而低度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别占45.48%和41.18%;高度适宜区和中度适宜区主要分布于公路、河流沿线以及城镇附近,这主要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充足的水源、平坦的地形以及城镇的吸引力有关。而低度适宜区和不适宜区主要分布于坡度较陡的山地,这与水源的不足、交通不便、远离城镇等有关。     

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整治分区规划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的基础,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和官桥镇为例,选取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与生态因子,构建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因子量化体系与表征方式;统筹城乡发展与适宜性评价分级,实现村镇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研究结果表明,鱼岳镇与官桥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存在较大差异,以平原为主的鱼岳镇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适宜性明显高于以丘陵为主的官桥镇,鱼岳镇应以城镇化区为重点,官桥镇应以迁村并点为主要方向,通过不同分区间的空间整合,实现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合理引导与规划布局,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决策支持。     

吉林省通榆县农村居民地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地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有利于因地制宜进行居民地的整理与优化,促进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吉林省西部通榆县为研究区,运用GIS技术和空间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通榆县1955年、1990年、2013年农村居民地的时空变化及空间模式的演变,并选取景观格局指数对影响农村居民地布局特征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地聚集度排序为:1955年1990年2013年。在空间尺度为45km处,3个时期的居民地聚集程度最大,表明居民地的聚集度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再下降的趋势。坡度、道路和水域等景观要素对通榆县农村居民地的布局有显著影响,随着坡度和距道路、水域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地的斑块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1955—2013年人口的变化与居民地面积的变化具有一致性,人口膨胀是该县居民地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该研究可为农村居民地的空间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为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提供应用参考。     

基于地理空间适宜性指数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为研究基于地理空间属性的区域农村居民点差异化整理方向和模式，提高整理效率，该文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例，从农村居民点地理环境、空间区位、空间分布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构建居民点整理地理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标准化值加权求和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获取适宜性程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并结合各行政村超标可整理面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针对不同分区特征提出差异化的整理方向和模式。结果表明：1）地理空间适宜性值为32.093～85.226，空间分异明显，指标体系可较好地反映区域农村居民点地理空间属性差异；2）全局Moran指数为0.66，在0.01显著水平上极显著，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LISA 图显示只存在显著高高、低低聚集，与全局分析一致；3）分区划为优先整理区、次级整理区、并点整理区和选择性整理区，包含空间聚集特征，可较好地识别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效益差异。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作参考，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包头市达茂旗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深刻把握居民点空间分布和变化规律及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对居民点整治、优化布局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以包头市达茂旗为例,综合土地利用、地名志、旗志等历史数据资料,采用核密度分析、重心迁移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索揭示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选取DEM、坡度、坡向、距水域距离及距道路距离、距城镇距离、民族文化、人口数量、政府政策因子,分析居民点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1)2012年达茂旗居民点分布集聚特征明显,达到集聚峰值1.416个/km2。1996-2016年间达茂旗居民点分布重心向东南部迁移,逐渐靠近百灵庙镇。2)在DEM和坡度对居民点分布的影响上呈倒"U"型特征,即先增加到峰值后逐渐减少,DEM的峰值为1 400～1 600m,坡度峰值为3.056°～5.446°。在坡向选择上逐渐倾向于南坡等阳坡,且比重逐年增大,但仍有部分居民点分布在阴坡。达茂旗居民点空间分布在距水域距离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近水性,而在距水域7～10km区间分布数量最多。3)道路距离上呈现出明显的近道路取向,2016年居民点分布在距道路距离为0～1 000 m内的个数占98.77%,表明道路与居民点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心城镇对居民点的辐射影响仅局限一定范围内,居民点空间分布远离中心城镇。达茂旗农区和牧区的居民点个数与其人口数量相关性呈现不同特征,1996年、2016年牧区蒙古族人口数量与居民点个数呈显著正相关。蒙古族游牧文化促使居民点分布呈"满天星"的高度分散特征,政府政策对达茂旗居民点空间分布及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耕地资源空间集聚度评价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睢宁县为例

耕地空间集聚是农地整治目标之一,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景观格局视角用多指标对耕地空间集聚进行评价,为了探寻耕地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一种单指标评价法。首先综合考虑耕地图斑的位置、形状、面积,定义了耕地图斑的空间集聚度公式,并用程序代码求取每一图斑的集聚度大小;其次以不同图斑的集聚度为因变量,选择相关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最后以江苏省睢宁县为例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设定半径指数为2 000 m时,2013年睢宁县耕地空间集聚平均值是0.567 7,总体水平较高,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生产;坡度、高程、人均GDP、人均耕地、与城市距离、路网密度、基本农田建设对耕地空间集聚水平都有显著影响,且坡度与基本农田建设对耕地集聚的作用弹性较大,而城市距离对空间集聚的作用弹性最小。论文提出的耕地空间集聚度评价方法可为基本农田划定及农地整治提供相关技术支撑。     

基于"三生"空间优化的城乡交错区土地整治功能单元划定

为提升城乡交错区土地整治精细化管理水平,统筹发挥空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开展土地整治功能单元划定研究。该文明确了土地整治功能单元内涵,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根据"明确功能区—确定评价单元—评价单元功能—确定功能单元"的划定思路,综合运用图层叠置法、区位商法、特尔斐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距离法,确定了5类整治功能,共计54个土地整治功能单元:1个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类、3个产业园区节地类、28个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类单元集中分布在北部,17个城镇更新类单元集中分布在南部,5个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类单元分散在中部和北部。通过单元划定指导整治工程有序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空间优化功能可得到充分发挥:空间结构有效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将增加975 hm~2,3 061 hm~2乡村生活空间和308 hm~2城镇生活空间将得到改善,617 hm~2的集体产业园区将完成改造升级;空间发展质量得以保障,农田提高1.4个等级,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约提高3.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面积将年均降低8%。结果充分体现了海淀区"三生"空间优化的差异化需求,可为基于功能导向的土地综合整治差异化设计提供方法借鉴。     

黄土丘陵沟壑区耕地细碎化评价与土地整治工程分区——以吴起县为例

为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区耕地细碎化的特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延安市吴起县为研究区,以行政村为单元,基于ArcGIS与Fragstats软件,运用景观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评价了吴起县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分析影响因素,并划分土地整治工程分区。结果表明:(1)吴起县耕地综合细碎化程度总体较高,各程度细碎化的行政村数量排序为中度细碎>重度细碎>轻度破碎。轻度细碎化集中分布于吴起县北部,重度细碎化主要分布在中部、南部、西南部,中部地区的重度细碎化呈现出西北—东南走向的条带状。吴起县耕地细碎化的主要类型为面积细碎化,形状细碎化与分布细碎化程度相对较低。(2)吴起县耕地综合细碎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高程、坡度、距河流的距离、距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影响力大小排序为距河流的距离>坡度>高程>距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坡度、距河流距离分别与距农村道路距离、距农村居民点距离有很强的交互作用。(3)基于耕地细碎化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划分土地权属调整区、土地平整工程主导区、农田水利工程主导区、农村道路工程主导区、土地工程综合整治区共5个整治工程分区,为吴起县耕地细碎化整治提供方向性引导。可见,吴起县耕地细碎化水平较高,空间异质性较强,主要受地形、水源、耕作便利性等多因素影响,需要以权属调整、土地整治等手段改善。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类型及调控策略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主导着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从全局上掌握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与空间格局,进而制定宏观调控策略,对于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建设新农村、优化村镇建设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该文利用全国农村居民点栅格数据(1 km×1 km),基于"公里格网-县域-省域"的不同空间尺度,通过构建和运用综合指标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1995—2005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变化地域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综合指标法综合考虑了总变化率、净变化率及份额修正,将全国县域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划分为增长型活跃区、增减平衡型活跃区、减少型活跃区、变化迟缓型区等4种类型,避免了单一指标将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区与小规模分布区因变化速率相当而划为一类的缺陷(实际上变化量与变化活跃程度差异巨大),同时较好地消除了部分区县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2)4种类型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大城市周边,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华中、西南、青藏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3)4种类型区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对应不同的国家宏观战略区,宜采取针对性的调控策略。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

为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在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给农村居民点整理带来契机的基础上,提出先确定整理模式类型和评价单元再进行评价的整理模式评价流程,采用地图叠加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江西省崇仁县巴山镇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巴山镇农村居民点分为4种整理模式,即城乡一体化、生态搬迁式、迁移合并式和内部改造式,各模式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分别为71.50、2.67、108.73、329.23 hm2;迁移合并式农村居民点斑块是当前巴山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的拆旧地块主要来源,城乡一体化式和内部改造式斑块可有选择地作为农民安置地。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的研究有利于具体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的科学开展,可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