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丘陵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屏南县为例

[目的]研究闽东丘陵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为其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重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闽东地区的屏南县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2009—2019年屏南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演变影响因素。[结果](1) 10年间屏南县乡村聚落数量与规模仅有小幅增加,不同等级聚落中以大型聚落的面积占比最大,但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均以小型聚落为主,聚落空间整体上变化不大。(2)乡村聚落整体形态演变由规则趋向复杂和破碎化,但在县城周边地区存在聚落连片的趋势;乡村聚落单体形态以点状为主,数量占67.84%。(3)乡村聚落空间呈弱集聚分布,整体为中部集中,四周稀疏的分布格局,但10年间县域中南部聚落分布日趋集中;受地形控制,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山间盆地,并具有低缓坡度指向性。(4)地形起伏是控制屏南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与规模演化的主要自然因素,但近10年来县域经济的发展与交通通达度的提高成为新时期驱动屏南县乡村聚落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结论]屏南的自然因素塑造了乡村聚落基本空间格局,区位与社会经济因素是推动乡村聚落规模持续...     

近30年闽南沿海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研究

科学辨识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要依据。该研究选取厦门市集美区作为典型案例区,以1986—2017年4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定量识别了近30年集美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理。结果表明:集美区乡村聚落密度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中、高密度区域集中分布于农业区位条件良好的中部地区;聚落演化过程以关联扩张方式为主导,乡村聚落用地收缩斑块空间分布呈现随机性,扩张斑块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地形地势因素和演化特点的共同作用,聚落用地基本空间格局保持稳定;聚落用地核密度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揭示了聚落演化与地理环境、产业演进和城乡关系变化紧密的关系,反映了集美区各发展阶段,城乡互动过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驱动特点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乡村聚落发展布局以及统筹乡村振兴规划与土地整治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为科学辨识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2005年及2012年土地利用数据提取乡村聚落,运用空间韵律指数、空间统计测度模型、GIS热点制图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来定量展现乡村聚落的规模、布局及形态的演变特征,探索自然地形、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乡村聚落格局分异的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规模整体缩减,集约用地程度提高,斑块形态趋向简单规则发展,聚落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强,分布密度呈"中密外疏"的空间特征;聚落规模"热点"区布局基本未变,而"冷点"区表现出了明显的轮换特征。近8 a期间,乡村聚落分布逐渐向草地、林地靠拢,且远离沙源,乡村聚落的变迁映射出沙区人地关系趋于缓和,人类活动正在以积极的方式逐渐优化沙区的生态人居环境。基于1 km×1 km网格单元进行的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分异主要受区位条件和自然地形的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影响作用力最显著,主要表现为离农业灌区距离、离沙源距离、城镇临近度3个指标,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力不显著。该研究可为沙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新农村建设规划及沙区聚落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微观尺度绿洲乡村聚落质量评价及其空间重构

丰富荒漠绿洲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及乡地域发展的研究案例,为河西走廊绿洲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该文基于1 km×1 km格网,综合运用乡村聚落质量评价模型和引力模型,分析山丹县1998,2008和2015年乡村聚落质量格局及特征,实现微观尺度上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比例较小,不足0.1个百分点,但其面积扩张较快,其中1998—2008年间增加38.99 hm~2,年均增长3.9 hm~2,2008—2015年间增加315.2 hm~2,年均增长52.53 hm~2,后期快于前期;2)乡村聚落质量空间差异显著,与耕地和渠系分布关系密切,"耕地指向性"和"渠系指向性"较为显著;3)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后,斑块数量由3 143个减少至2 269个,斑块密度降低;微、小型聚落减少,中等聚落增加,重构后节约用地52.0 hm~2,乡村聚落"散、空、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观。基于质量评价的绿洲乡村聚落重构,不仅实现了乡村聚落空间利用效率的提升,同时促进了绿洲乡村聚落的"人-地-水"的协调性。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岷江上游典型县域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评价

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之间的匹配程度,亦能为乡村聚落重构及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基于乡村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及生态位理论方法,以岷江上游典型县域理县为研究区,采用遥感影像、社会经济统计、土地利用现状等多源数据,通过景观格局分析、数理统计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手段,首先判识了理县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然后借鉴生态位适宜度测算模型,对理县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根据8个乡村聚落景观指数对20种乡村聚落空间粒度的响应变化情况,综合8个景观指数的第一尺度域判识得到理县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及适宜性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2)在60 m最佳空间尺度下,利用GIS空间叠加分析得到理县乡村聚落适宜性土地面积占县域国土面积的4.58%,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东北部乡镇及杂谷脑河下游、317国道沿线;3)理县乡村聚落低度适宜区主要位于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区及地质灾害多发区,不适于人类长期生存发展;中度适宜区在自然资源、区位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特色产业突出,具备现代农业发展潜力;高度适宜区在区位、经济、自然与文化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乡村发展功能较齐全,应作为乡村人口和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中、高度适宜区是理县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支撑空间。     

山地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景观指数分析、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空间分析,以桃源县为例,对山地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桃源县乡村聚落密度及其用地规模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聚落总体形状较为简单,其中沅水、白洋河、延溪流域的乡村聚落形状相对较为复杂,规则性不强。桃源县各乡村聚落之间距离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并不明显,聚落之间的联系紧密,且水域对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较强,最邻近道路距离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并不明显。桃源县的乡村聚落规模、形态结构、聚落与水域邻近度的空间特征显著,其空间关系差异显著。     

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为揭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韵律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不同尺度定量识别了2009—2017年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9—2017年,聚落总体规模增幅2.82%,平均斑块面积增幅1.45%,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破碎化程度较低,聚落单体布局形态多样化,规模扩张以点状、带状和块状扩张为主;(2)聚落空间保持集聚分布模式,单位面积乡村聚落消亡斑块较新生斑块核密度平均值低74.51%,聚落增减密度变化呈“北疏南密,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点,聚落局部以面积增加为主,新增聚落向各中心城区集聚;(3)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降水量丰富、气候温暖、农村人口规模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并表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经济指向等特点。综上,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规模形态和空间分布上均发生了演变,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喀斯特槽谷区近50年乡村聚落时空格局演化

厘清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以印江县1960年、2000年、2017年的乡村聚落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布模型和空间统计模型,表征乡村聚落规模及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探究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聚落时空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印江县1960—2017年乡村聚落面积增加2 271.41 hm~2,斑块平均面积由10.87 hm~2下降到2.79 hm~2,斑块密度由0.18个/km~2增加到1.12个/km~2,由大规模、低密度向小规模、高密度演化,聚落重心先向东南移动、后朝西南迁移。(2)核密度高值区范围向东扩展,呈现空间集聚分布,聚落斑块均为高值聚集,冷热点区空间分异明显。聚落密度和规模分布呈负相关,小规模、高密度特征突出。(3)地形河流是印江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的主导因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为聚落演化的内生动力,计划生育、行政区划调整、灾害及乡村发展政策是推动聚落发展的外在推力,聚落向交通线路集聚。     

基于GIS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优化模式研究——以吉林省农安县为例

以吉林省农安县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乡村聚落空间特征与优化模式,为县域内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具体指导。结果表明:2009年至2017年农安县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都有所增加,但以小规模乡村聚落为主;各镇乡村聚落均为聚类分布,且随着时间变化乡村聚落分布更加均匀,核密度高值区域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且规模也不断增大;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优先发展型、重点发展型、内部挖潜型、搬迁撤并型等4种农安县乡村聚落布局优化模式,并应用加权Voronoi图指导聚落斑块搬迁,为进一步建设美丽乡村的居民点优化和调整提供新思路。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特征与类型

为了进一步深化乡村聚落微观研究,为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支撑,该文利用延安市宝塔区2015年Google earth遥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格网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延安市宝塔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基于多维组合特征划分了乡村聚落类型。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空间整体上呈集聚分布模式,且分布密度北高南低,密度大于5个/km2的聚落斑块,主要在桥沟镇和川口乡以北;聚落规模存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分布呈"Y"型结构;乡村聚落分布随高程、坡度变化呈正态分布,且81.42%的乡村聚落斑块最临近道路距离小于500 m,59.7%的乡村聚落斑块耕作半径为700~800 m;聚落形状指数受不同等级道路影响较大,高值区主要沿国道和省道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三、四级油路和砂石路。2)蟠龙川样带内聚落格局特征受地形与耕地资源影响较大,210国道沿线聚落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3)基于多维特征组合矩阵将乡村聚落布局划分为9类,小规模-劣势区-集中分布和小规模-劣势区-离散分布是主要问题区。乡村聚落优化应立足于不同类型、因地制宜、分区推进,主要问题区实施优先整治战略,保障生态安全。     

三江平原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以富锦市为例

科学辨识三江平原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对于推进乡村体系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空间韵律测度、空间洛伦兹曲线、核密度估计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规模、分布及形态演变三方面测度2009—2016年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探讨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及产出效益等影响因素对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决定力。研究表明:富锦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演变整体呈现"低密度稀疏分散式"布局,大型斑块逐渐主导;空间布局理性发展,均衡分布;空间形态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主要受区位条件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及产出效益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也有一定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对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较小。     

豫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影响因素及时空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南丘陵山区光山县为例,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线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LLGWR)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显示:光山县农村居民点主要集聚于县域的中北部,其影响因素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和空间非平稳性,在不同区位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作用强度不同。1985年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地貌因素和距离交通条件,分别为海拔高度、距最近国道、省道、水系距离和距最近县城距离。到了2015年,地理地貌因素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除海拔高度、距最近国道、省道距离外,农村居民点分布影响因素还包括城镇化率和农户密度。总体而言,适宜的海拔高度、通达的道路交通、较高的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促进作用。     

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科学开展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可为山区乡村空间治理和脱贫攻坚提供一定的基础支撑和指导意义。该研究以秦巴山区腹地原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为典型案例,基于GIS、地形梯度分析法、分形理论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1—2018年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张显著,斑块密度减小,平均斑块规模增大;分布指数随着地形梯度等级升高而逐渐减小,且在2013—2018年内变化幅度最大,表明房县农村居民点向着地形条件优越的低梯度区域集聚发展特征愈发显著;2)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均具有较强的分形特征,表现为空间聚集维数减小,集聚特征增强;形态维数减小,斑块形状越来越规整,空间形态趋于简单;稳定性指数增大,居民点呈现规则有序的扩张和发展态势;3)自然地理要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因素,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是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增减挂钩"和"扶贫搬迁"等政策要素进一步驱动着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这对2013年后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竹溪县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及空间分布特征

以水土流失趋于严重的湖北省竹溪县为研究区,以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DEM数据为数据源,采用景观生态学理论、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竹溪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借助GIS技术对影响竹溪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竹溪县属农村居民点较密集区;竹溪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农村居民点高值区形成两条明显的分布带:一条是县河镇—城关镇—蒋家堰镇,另一条是城关镇—龙坝镇;全县农村居民点形状比较规则;该县东部和北部农村居民点数量多,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高值区和核密度高值区在空间上并不重合;农村居民点分布受高程、坡度、坡向、耕种环境等因素影响明显,与耕地的空间分布关系非常密切;在拥有较多人口和较多农村居民点的区域,耕地的侵蚀面积也广。     

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平果市为例

为揭示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主导因素,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方法分析了1989—2017年广西百色平果市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变化,并分别从自然、区位出发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1)1989—2017年平果市农村居民点规模增长显著,居民点面积、数量的增长均具有阶段性特征;(2)喀斯特村与非喀斯特村在规模、分布、形态上均有差异,喀斯特村农村居民点斑块更破碎、更复杂,规模和聚集程度较高;(3)高程、坡度对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影响最为显著。综上,喀斯特村农村居民点规模增长明显、聚集程度增强,时空演变格局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较大; 而对于非喀斯特村而言,河流、道路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影响程度较大。     

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研究

该文以重庆市镇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式,基于净变化率和结构变化率,采用组合特征分析、空间分析和趋势面分析等方法,从区域整体和局部样带层次,探讨了二者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尺度特征上,镇域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体现出更多异质性;二者数量变化格局存在部分空间重合;"人减地减""人增地增"等同向变化是主要耦合类型,且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长江沿线地区;逆向变化类型中,"人增地减"型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人减地增"型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作用显著,居人弹性系数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呈现出地带性分布规律。着眼于乡镇单元分析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变化的关系模式,有利于为制定更加切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秦巴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宁强县为例

探讨不同地域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规律,是整合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重要依据。基于宁强县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和SRTM-DEM,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空间“热点”探测方法,研究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并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两方面着手,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主导因素地形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密度较大,斑块规模较小,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低;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用地规模差异显著,规模较大的斑块集中分布在河流阶地、低山区,呈“拱形分层”结构。依据因地制宜原则,宁强县农村居民点的整合优化可分为积极发展型、内部挖潜型、异地搬迁型,为该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的分形特征能很好地反映其空间占据能力。该文选取浅丘平坝区、低山丘陵区、中山丘陵区、高海拔山区4种典型生态类型区,应用分形几何原理,分析了不同生态类型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形特征,探讨了不同生态类型区分形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存在差别,主要受高程、坡度、农民人均纯收入、水系、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浅丘平坝区分维数值最高1.63,高海拔山区分维数值最低1.47,4种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明显高于交通和水系的分维数值,但随着农村交通体系的完善,其对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的影响会增加;坡度对不同生态类型区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的影响是一致的,分维数值均随着坡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的生态类型区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更高;4种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在短期内表现出下降或平稳趋势,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种城镇化建设政策的落实,4种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均呈上升趋势,其边界曲折度不断减小,其形态逐步向规则化发展,但受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其上升的趋势会存在差异。该研究可为丘陵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布局优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