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户生计转型中生计资本整合特征及效益

为了揭示土地流转下异质性农户的生计资本整合特征,该文基于267户流转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划分为稳定型纯农户、非农化纯农户、稳定型兼业户、非农化兼业户和稳定型弃农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并采用雷达图、生计资本扰动指数与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剖析了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整合的方向、强度及效益。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前,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在人力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优势,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在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占优势;2)土地流转后,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侧重整合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侧重整合生产资本,稳定型弃农户整合方向不明显。3)生计资本扰动指数非农化纯农户(0.169)非农化兼业户(0.144)稳定型纯农户(0.124)稳定型兼业户(0.105)稳定型弃农户(0.098),生计资本整合强度非农化农户高于稳定型农户;4)生计资本增长指数非农化兼业户(0.135)非农化纯农户(0.120)稳定型兼业户(0.094)稳定型弃农户(0.093)稳定型纯农户(0.088),生计资本整合效益非农化农户亦显著优于稳定型农户。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对农户生计资本整合与土地流转互动机制的认识,以期为促进土地顺畅流转实现"失地/得地"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不同生计方式下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制定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规划及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西安市城郊地区381份调查问卷,采用优势能源系数法与Tobit模型开展研究。[结果](1)纯农户主要使用秸秆、玉米芯、薪柴等生物质能源,经济性、可获性优先;兼业户生物质能、液化气和太阳能使用突出,可获性与便捷性兼顾,呈现互补性消费;非农户优势能源为煤及其制品、电能、太阳能等商品能源,便捷性、清洁性与高效性优先。(2)可获得性是影响纯农户生物质能消费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作物种植面积的多少,人均收入提高会减少其消耗;非农户生物质资源缺乏,煤及其制品、电能为主要生活用能,常住人口越多,煤炭、电能消费量越大,人均收入、家庭有效最高受教育程度对电能消费正向影响;兼业户液化气、太阳能消费受家庭规模与人均收入影响明显。[结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行为受家庭特征、人均收入、能源可获得性等方面影响,纯农、兼业、非农3种生计方式伴随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商品化、高质化用能的演替过程,呈现了生活用能的阶梯提高。城郊农户大量使用排放系数较高的煤及其制品,不利于城市地区环境改善,应重视这类群体的用能导向和管理。     

北京市水足迹计算与分析

水足迹指的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标准下, 生产一定人群(个体、城市或国家)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虚拟水是指生产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虚拟”水资源, 不是真正意义的水, 而是以“虚拟”的形式包含在产品中的看不见的水。水足迹不仅仅包括对实体水的消费, 更重要的是包含了虚拟水消费的部分。分析区域内的水足迹量及其构成, 能够从消费的角度展现对水资源的占有情况, 展现出通过产业链及产品贸易而产生的该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水资源占有情况或其他区域对本区域的水资源占有情况。本研究采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水足迹计算方法, 估算了北京市2002 年的水足迹状况, 分析了水足迹构成。结果表明: 北京市2002 年水足迹为86.26 亿m³, 其中70%用于居民消费, 30%用于政府消费; 总的人均水足迹为606.21 m³, 城镇居民人均水足迹为537.69 m³, 农村居民人均水足迹为197.12 m³; 2002 年总水足迹中, 实体水消费占8%, 虚拟水消费占92%, 虚拟水净流入量为14.98 亿m³, 占总水足迹的17.4%。结果证明, 在消费结构中, 虚拟水占主要部分,实体水比例很低;受产业链和工艺的影响, 不同消费品(服务)的虚拟水含量并不相同。虚拟水流入能够降低对本区域水资源的占有, 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水资源的消耗, 只是将压力转移到了其他区域。研究结果可为节约用水模式和北京市水资源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不同类型农村住户生活垃圾特征识别

以京郊农村熊儿寨乡为例,依托该乡已建立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分析全乡生活垃圾产生强度与组分特征;重点入户调查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非农户4类典型户,识别其生活垃圾产生强度,以及与经济、养殖、旅游接待等因素的关系,并用SPSS分析相关性与差异性。结果表明,全乡生活垃圾平均产生强度为379.5 g·d-1·人-1;4类典型户生活垃圾产生强度分别为335.3、403.8、414.6、350.7 g·d-1·人-1;生活垃圾产生强度与人均年收入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排序为非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纯农户;不同类型住户中厨余垃圾产生强度为养殖户低于非养殖户,但差异不显著（P=0.053）,民俗旅游接待户明显高于非接待户,差异极显著（P〈0.01）;人均年收入水平和民俗旅游接待成为影响该乡生活垃圾产生强度的主要因素。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农户生计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黑河流域生态治理政策研究

[目的]分析影响黑河中游地区生态输水治理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为该地区生态环境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样本区550户农户进行调查,并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建模分析。[结果]中游农户对生态输水治理工程持认可态度,但大部分农户考虑到成本效益、土地规模和灌溉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不愿意发展节水农业;同时项目对农户生计造成一定影响。[结论]黑河生态输水治理工程对节水农业投入不足,水资源短缺形式依然严峻;农户生计受到一定影响,加大了生态治理成果维护的风险。因此,在进行生态输水治理的同时,要建立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扶持节水农业发展,改善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农户生计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基于三维水足迹-LMDI的安徽省水资源压力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探究区域水资源压力状态和产生的原因,为区域合理开发和配置水资源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构建三维水足迹模型,利用水资源可持续指数定性分析水资源可持续程度,并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对2007—2016年间安徽省水资源压力的影响。[结果]①2007—2016年间安徽省水足迹总体先增加后下降,其中比例达97.88%～98.73%的内部水足迹中以农业生产用水比例最高且与总水足迹变化趋势一致;2016年安徽省由北向南人均农业用水依次递减,其他类型水足迹以长江流域比例最高;②2007—2016年间安徽省水足迹深度在2～4内波动并最终呈下降趋势且由北向南逐渐递减;2007—2016年安徽省水资源整体可持续利用趋势在增强;③安徽省水足迹各驱动因素中,技术效应为逆向驱动,正向驱动中经济效应贡献值最大。[结论]本文所用三维水足迹模型更能反映安徽省水足迹的实际情况;虽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趋势在增强,但还需优化水资源利用结构,加快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以缓解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水环境压力。     

不同规模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及灌溉用水效率差异研究-- 基于内陆干旱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内陆干旱区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子。然而农户生产技术效率不高、灌溉用水效率低下、水资源浪费严重已成为不争事实。为此,基于农户这一微观视角,运用实证调查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黑河中游选择典型区域的甘肃省民乐县和临泽县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远高于其灌溉用水效率,民乐县和临泽县总体样本农户的平均生产效率分别为83.82%和83.16%,而其平均灌溉用水效率分别为24.54%和22.16%。这表明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若消除效率损失,民乐县小麦的单位产出可能增加16.18%,临泽县制种玉米的单位产出可能增加16.84%;同时也表明相对于现有生产条件下可行的最小水投入量,民乐县被访农户的小麦生产浪费了75.46%的水资源,临泽县被访农户的制种玉米生产浪费了77.84%的水资源。结果再次显示,农户生产低效主要是由生产技术非效率因素引起的,民乐县这一因素占73.45%,其余26.55%是农户控制不了的因素引起的;临泽县该因素占76.58%,农户控制不了的因素占23.42%。而且,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和灌溉用水效率差异性明显。农户生产技术效率与经营规模呈现"倒U型",农户经营规模与其灌溉用水效率呈现同向变动趋势。最后就如何提高农户用水效率提出了几点政策措施。     

基于作物生产水足迹的陕西省水资源压力评价

作物生产水足迹可以反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真实占用量,对作物生产水足迹的量化可为各地区明确农业生产过程的用水情况,根据当地水资源禀赋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用水效率提供理论支撑。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域,在构建了考虑渠系水面蒸发损失的水足迹量化方法的基础上,对陕西省主要作物生产水足迹(WFP)进行量化,并构建了反映水足迹与区域水资源关系的水资源压力指数(βt)和蓝水资源压力指数(βb),分析了陕西省2000—2012年作物生产水足迹与水资源压力指数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显示:作物生产水足迹在作物间、区域间均有较大差异,且在研究时段内均呈现下降趋势,全省综合作物生产水足迹由1.382 m3·kg-1减小到0.931 m3·kg-1;全省年均作物水足迹总量为127.39×108 m3,绿水比例为50.22%;陕西省βt、βb多年均值分别为0.255、0.187,渭南市、咸阳市两地βt、βb分别为0.610和1.200左右,是水资源压力最为严重的地区;除陕南地区外,陕西省其他区域均面临着水资源不可持续的挑战。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以湖北省9县(市、区)为例

测度湖北省9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效参与的生计资本因素。利用TOPSIS法计算农户有效参与及生计资本综合值,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优于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而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在农地整治项目中的有效参与度更高;从生计资本综合值来看,非农业型农户(0.367 8)高度兼业型农户(0.352 7)纯农业型农户(0.351 4)低度兼业型农户(0.311 3),从农户有效参与度来看,纯农业型农户(0.448 5)低度兼业型农户(0.425 4)高度兼业型农户(0.402 9)非农业型农户(0.402 4);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丘陵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及参与主体,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深度、参与渠道;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纯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低度兼业型农户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高度兼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渠道,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影响着非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主体和参与深度。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     

Human and climatic drivers of land and water use from 1997 to 2019 in Tarim River basin,China

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ies chang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and land use. The Tarim River, the largest inland river in China, faced a long-term exploitation of land and water over 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analyzed land and water use from 1997 to 2019 in Tarim River Basin by Landsat images, and data on hydrology, climate, population, economy and PM_2.5 (air particulate matter ≤2.5 μm). Agricultural land expanded the fastest (4–11%), followed by natural vegetation (15–16%) and water area (4–5%) with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crease. Air quality (PM_2.5 μg m⁻³) improved in upper (62–27) and middle (48–17) reaches. The water area in lower increase 5% because of ecological water delivery since 2000. Land use in the lower reach was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where the downstream runoff consumption increased by 6.8 times. The average annual air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by 0.5 °C and 51 mm in source and 0.9 °C and 30 mm in main reaches. The average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in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was 4 × 10⁹ m³, accounting for 87% of input runoff in the main reach. Water consumption in middle reach increased by 33 times in 2009–2017. The industry structure was changing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To sum up,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saving strategies and ecological water delivery restored local ecology. Sustainable strategies should be applied facing industrialization. Furthermore, changing th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restoring the degraded farmlands to grasslands or forests would keep sustainability of Tarim River Basin.     

基于水足迹的河北省水资源安全评价

水足迹是基于消费基础的水资源利用情况的指示器, 能深刻揭示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真实消费, 为水资源可持续规划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以河北省为例, 运用产品虚拟水研究方法计算了2010年河北省的虚拟水消费和水足迹。结果表明, 2010年河北省水足迹为896.40×10⁸ m³, 人均水足迹为 1 246.04 m³,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水资源匮乏度为747.81%, 水资源压力指数高达1 054.08%, 说明河北省水资源利用呈不可持续状态。亟需加快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优化作物布局、调整种植结构, 改善人类消费结构及消费模式和虚拟水进口, 强化节水工作。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户灌溉区域差异及原因分析——以三工河流域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 运用数量统计和最小二乘估计, 分析新疆三工河流域不同区域农户灌溉差异, 并探讨差异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 (1)三工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节水滴灌面积比例和水价依次递增, 上、中、下游滴灌比例分别为3%、10%、28%, 水价为<0.075元·m^-3、0.069~0.075元·m^-3、0.13~0.35元·m^-3; 灌水量和农户水费负担依次减少, 灌水量为18 510 m³·hm^-2、12 810 m³·hm^-2、9 075 m³·hm^-2, 水费负担为18%、14%、12%; 种植结构由传统作物主导向经济作物主导发展, 种植结构趋于合理。(2)自然因素是导致农户灌溉差异的根源, 不同区域水资源多寡、土壤保水性、地块大小与破碎度的差异, 导致农户节水意识、节水设施选择意愿及政府调控措施的不同。(3)政府一方面通过调整水价增加农户灌溉压力, 减少农户用水量; 一方面通过提高渠系质量和激励农户采用节水设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 提升作物的灌水需求曲线。实证结果显示: 水价每上涨0.01元·m^-3, 灌水量就会减少484 m³·hm^-2; 采用滴灌技术, 灌水量减少1 617 m³·hm^-2; 改善渠系质量使土渠向水泥渠、板板渠发展, 灌水量减少736 m³·hm^-2。     

基于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的张家口市生态可持续性评价

[目的]定量分析张家口市2003—2013年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态,并对未来生态可持续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张家口市生态系统结构优化及生态建设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应用改进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核算张家口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三维生态足迹,并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其未来生态可持续变化趋势。[结果]2003—2013年张家口市人均生物承载力整体不断减少,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足迹深度与人均生态足迹广度均呈整体增加趋势;化石燃料土地、建筑用地、水域、耕地、草地与林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加趋势;除草地和林地外,其他生物生产性土地人均生物承载力不断减少;建筑用地、耕地与林地表现为生态盈余,人均生态足迹深度处于自然原长;化石燃料土地、草地与水域呈生态赤字状态,草地与水域人均生态足迹深度不断增加;2014—2020年人均生态足迹将逐年增加,人均生物承载力将逐年减少,张家口市生态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结论]未来应采取开发新型能源,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增加生态用地面积等措施来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福建省2010-2019年水资源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目的] 对福建省水资源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为该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水资源生态足迹作为理论基础,叠加水资源生态足迹三维模型,并以福建省2010—2019年数据为主,分析福建省水资源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承载力以及水资源空间格局。[结果] 福建省2010—2019年水资源生态足迹总体呈下降趋势,变化范围为0.696～0.928 hm²/人;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受降水影响,年际变幅较大,变化范围为2.602～10.944 hm²/人,为水资源生态盈余。万元GDP水资源生态足迹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福建省西部地区水资源承载力明显好于东部沿海地区。水资源足迹深度为1,水资源足迹广度波动范围在1以下,并呈下降趋势。[结论] 福建省水资源比较丰富。目前条件下,该省水资源承载力能够满足当地经济发展。但福建省水资源承载力年际变化较大,空间分布差异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水资源还是存在一定风险。     

2004-2015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生产碳足迹的时空变化

长江流域是我国油菜生产的主产区，系统分析油菜生产碳足迹对促进该地区农业低碳化生产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油菜播种面积、产量及生产投入等统计资料数据，运用农业碳足迹理论和生命周期评价法定量分析2004-2015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油菜生产碳足迹时空变化动态及其构成。研究结果表明，油菜生产的碳足迹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最低点出现在2013年，为2 177.6 kg·hm^-2；肥料和人工是长江流域油菜生产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分别占总碳足迹的50.9%~53.1%和5.8%~8.4%。不同省份间油菜生产碳足迹具有明显的差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单位面积碳足迹（CF_a）和单位产量碳足迹（CF_y）均较高，而湖南和江西两省的CF_a和CF_y均较低。长江中下游地区油菜高产省CF_a、CF_y显著高于低产省，其中，氮肥、磷肥和复合肥产生的碳足迹值均显著高于低产省份，分别提高81.7%、81.2%和112.8%（P<0.05）。研究表明发展油菜生产节肥技术，加强机械一体化技术以减少人工成本是未来长江流域油菜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举措。结果部分尽量详细些     

农户对节水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意愿的量化分析-- 以黑河干流中游为例

通过探究农户对节水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接受意愿,提出合理性对策以确保其顺利实施,从而提高作物群体用水效率,保障未来干旱缺水地区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基于黑河流域中游3个灌区200位农户的调查问卷及入户访谈所取得的具体调查资料,分别运用Logistic回归中的Enter法和Backwardcond itional法分析农户对节水型种植结构调整的意愿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节水型种植结构调整接受率与农户文化程度、劳动力人口数、耕地面积、兼业程度、政府是否参与、农户节水意识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与农户年龄、上一季种植作物种类数、商业化程度、农户风险意识等其他因素呈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对影响节水型种植结构调整接受率的关键因素按重要性进行排序为:年龄>政府是否参与>农户节水意识>兼业程度>农户文化程度>耕地面积,其中年龄和政府是否参与2个变量的显著水平分别达到0.002和0.044。此外还构建了关键因素与种植业结构调整接受率的概率关系式。从拟合效果来看,模型拟合值与观测值的吻合度高达78%,说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依靠示范户带动整体、加强宣传培训及科技投入力度、强化惠农经济补偿、重视政府导向地位等措施,可保证节水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     

径流季节变化对清水河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的影响

[目的] 估算清水河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为保证清水河发挥其正常生态功能以及流域内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对清水河流域用水情况实地调查,在分析整理多年水文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考虑生态用水安全,根据清水河径流随降水时间的季节性变化特点以及流域多年水文变化特征,在空间上选取清水河干流的不同断面计算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针对需要满足河流不同生态功能要求,分别采用Tennant法、面积定额法,90%保证率最枯月水量法等方法计算河道基础生态需水量、蒸发需水量、输沙需水量以及水体自净需水量。[结果] 清水河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包括基础生态需水量、蒸发需水量、输沙需水量及水体自净需水量,年需水总量上游段为6.29×10⁶ m³,中游段为6.57×10⁷ m³,下游段为1.65×10⁸ m³。[结论] 清水河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与泥沙含量和水质有直接关系。泥沙含量高是清水河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高的最主要因素。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水资源消耗双重分析

[目的]探究京津冀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和水资源消耗的影响因素和未来变化,为该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科学支撑。[方法]基于京津冀2002—2012年能源消耗碳排放的估算,构建了基于六大行业的能源碳排放和基于三次产业的水资源消耗因素分解模型,并设定情景分析模型对该区域2015和2020年的CO2排放和水资源消耗进行模拟和预测。[结果](1)2002—2012年京津冀能源碳排放呈年均8.51%的增速,累积增长了226.26%,以工业能源碳排放为主,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和生活消费,而水资源消耗变化趋势都较稳定;(2)因素分解结果显示人均财富的变动是京津冀区域CO2排放量和水资源消耗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因素,能耗强度和水耗强度则为最大负向因素;(3)在设定的所有情景中,2015和2020年京津冀区域的CO2排放量分别相比2005年至少会增加553.6和819.2 Mt,水资源消耗量分别相比2012年至少增加3.36×109 m3和9.97×109 m3。[结论]京津冀区域的3大产业的水资源消耗量在研究时期内的变化趋势都较稳定,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用水效率的提高将是京津冀区域水资源管理决策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