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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相似文献   

2.
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指标时空变化特征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海南自建省以来农业生产规模、结构及生产方式均发生了很大改变,影响了其农业绿色发展程度。本文借助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利用NUFER模型(NUtrientflowsinFoodchains,EnvironmentandResources use),选取并定量计算1988—2017年海南岛20项农业绿色发展指标,研究其时空变化特征,探究制约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30年间海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较低级别(Ⅲ、Ⅳ级)指标数量由12个增加至15个,较高级别(Ⅰ、Ⅱ级)指标数量由8个减少至5个。随着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畜禽养殖规模扩大与集约化程度提高,海南农业产值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升高,农业产值和农业机械化投入分别从0.62×104$·hm–2和3 kW·hm–2增加至16.1×104$·hm–2和13 kW·hm–2。30年来农业资源(氮素、磷素、农药和农膜)过量投入,其中农药和农膜的使用强度增幅最大,分别从8.0kg·hm–2和0kg·hm–2增加至41.9 kg·hm–2和34.7 kg·hm–2;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导致养分(农田氮素盈余量、农田氮素径流量、农业源氨挥发等)环境排放量大幅增加,农业源氨挥发和单位播种面积农田氮素盈余增幅最大,分别从61.0 kg·hm–2和152.1 kg·hm–2增加至131.4 kg·hm–2和297.9 kg·hm–2。农业资源投入过量、农牧分离导致的环境污染是制约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空间上,由于中部为山地林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开发力度较小,因此沿海平原的资源投入增长更快、养分环境损失量更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3类指标提升更为迅速。今后海南岛应合理优化沿海地区种植结构,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加强农牧结合减少资源损失,实现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  相似文献   

3.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综合评价是因地制宜地提出乡村发展路径的基础。位于城市边缘的传统农耕地区面临路径选择的困境,对这类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测算和评价,可为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力转移等研究奠定基础。本研究以地处成都市郊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为例,对遗产地各镇(街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强度指数等进行了定量测算和空间格局评价,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条件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遗产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总体水平分别为4.03万元·人~(–1)和54.69%; 12个农业镇(街道)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差异较大。2)各镇(街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空间格局上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其中,唐元镇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6.35万元·人~(–1)),郫筒街道最低(1.72万元·人~(–1))。3)各镇(街道)农业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化程度呈空间异质性,农业参与率总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其中,新民场镇劳动参与率最高(45.57%),红光镇最低(8.46%)。4)各农业生产条件因素中,单位农业产值能耗、单位农用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人均农用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前两个因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后两个因素。基于此,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农业发展应从空间差异化、生产现代化和产业多样化等方面着手,发挥城市边缘区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维持农地轮作模式,保障西北部各镇农业持续生产,加强东南部各镇基础设施和加工业建设。同时鼓励农民开展多种经营拓宽增收渠道,促进该地区的乡村振兴。  相似文献   

4.
因城市用地侵占和种植成本增加等原因,福州茉莉花种植面积锐减,严重威胁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持续性。保证茉莉种植可持续性的根本在于花农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获取花农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对茉莉种植意愿的数据,使用描述统计法对调查农户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花农社会基本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获取信息手段、对茉莉花用途的认识深度)和经济特征(当前茉莉单位面积收益、种植者收入在熟悉人群的位置、种植者希望茉莉花单位面积收益)与其种植意愿的关系,找出影响农户种植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花农群体呈老龄化趋势,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获取信息方式较落后单一;对茉莉花的综合认知水平整体不高,一半以上的花农打算继续种植茉莉花;花农掌握信息能力和对茉莉单位面积收入的预期是影响花农是否愿意继续种植的两个主要因素。保证茉莉种植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包括:提高茉莉种植补贴、通过政策倾斜吸纳青年人才经营茉莉产业,建立种植业的可持续机制;推动企业与农户、农户与农户的合作,稳定种植业收入;充分利用茉莉种植业的多功能性,发展旅游业、休闲农业等多种产业模式;借鉴传统种植技术原理,研发高效的生产设备,提高茉莉种植的生产效率,以降低劳动强度和增加农户收入;加强对花农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知识普及和传统种植技术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开设中小学生农业文化遗产文化课和遗产地教育实践课,增进他们对于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感情与保护意识。  相似文献   

5.
农户是参与农地流转的主体之一,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以江汉平原为研究区,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区278户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研究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较低,流出土地的农户比例为17.99%,流入土地的农户比例为25.17%;(2)影响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地收入功能、外出务工劳动比例和耕地面积,农地收入功能越高,外出务工人数越少,耕地面积越多,农户的土地流出意愿越强;(3)影响农户土地流入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户主文化水平、农地政策了解程度、是否具备耕种能力、农地收入功能、耕地质量和村集体经济状况,户主文化水平越高,对农地政策越了解,耕种能力越强,农地收入越高,农户的农地流入意愿越强,而耕地质量越高,村集体经济状况越好,农户的农地流入意愿越弱。  相似文献   

6.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   总被引:7,自引:2,他引:5  
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对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14-2015年对中国13个省1 580个农户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对影响耕地种植结构的各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模型估计,以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被调查农户中,80.4%的农户种植了粮食作物,户均种植面积达0.84 hm2;37.2%的农户种植了至少1种经济作物,户均种植面积为0.29 hm2。经济作物占总种植面积的比例达到13.77%,在各类经济作物中,种植户数和面积最多的是蔬菜和水果。2)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农地投资强度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耕地种植结构随着外出务工地与家庭间的距离而不同。在县内或省外务工的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和户均种植面积都较小。3)农户的农业种植和投资行为同时受到土地资源因素、家庭成员特征、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人地矛盾突出地区的农户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村庄集中灌溉设施的建设对蔬菜种植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呈负向影响,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在耕地上的地均投资和经济作物种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成员特征对农户的农业种植和投资行为影响较大;社会资本对蔬菜种植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和农地投资强度影响并不显著;由到城市/县城的距离所表征的市场因素对蔬菜和水果种植比例均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对蔬菜的种植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有负向影响,专业合作社对水果种植呈正向影响,但对蔬菜种植影响不显著。该研究可为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7.
[目的]揭示甘肃省永登县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及支付水平,为政府未来进行相关农业生态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永登县的农业生态补偿农户意愿和支付水平进行分析。[结果](1)永登县农户生态认知和补偿意愿较好。(2)农户愿意进行补偿的人数达到调查总人数的87.76%,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均值达到人均52.11元/a。(3)影响农户进行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年纯收入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外出打工天数环境关注度是否治理年龄地理区位。[结论]永登县农户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强烈,支付水平符合实际情况,受个人认知和人均收入影响明显。  相似文献   

8.
葡萄园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名录》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农业文化遗产.基于《世界遗产名录》中葡萄园文化遗产的有关信息,对世界葡萄园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葡萄园文化遗产的入选时间跨度较小,其数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呈阶段性递增趋势,2000-2005年是葡萄园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最为集中的阶段;葡萄园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呈组团状,但分布不均衡,主要以欧洲国家居多;葡萄园文化遗产的地理分布受生态因子、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对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程度、世界遗产评选的政策导向和行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生态农业模式类型多样,潜在的文化价值巨大,借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平台,我国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普查与价值挖掘工作,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申报世界遗产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相似文献   

9.
N2O是重要的温室气体,了解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N2O排放情况及其年代变化规律,对于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与对策,进而实现全国的控制目标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建省农业活动水平数据,采用区域氮素循环模型IAP-N方法,估算1991—2010年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氧化亚氮(N2O)的排放量(以纯氮量计)并分析其排放特征。结果表明:(1)1991—2010年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N2O排放总量(包括农田直接、间接排放,田间秸秆燃烧排放,粪便管理系统排放)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从1991年的23 675.3 t·a–1增加到2006年的32 610.4t·a–1,之后降低至30 810.7 t·a–1(201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农业生态系统年平均N2O排放量分别为26 170.7 t·a–1、29 870.0 t·a–1、32 085.8 t·a–1、31 287.6 t·a–1。各类型排放量大小依次为:农田直接(66.2%)-粪便管理系统(20.7%)-农田间接(12.9%)-田间秸秆燃烧(0.2%)。(2)1991—2010年,农田N2O直接排放量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从1991年的15 108 t·a–1增加到2006年的21 547 t·a–1,之后下降到2010年的20 594 t·a–1。4个时期年平均N2O直接排放量分别为17 073.0 t·a–1、19 976.8 t·a–1、21 183.4 t·a–1、20 778.6 t·a–1。农田旱作(包括蔬菜地、非蔬菜旱地、水旱轮作的旱季)N2O排放占农田N2O直接排放量的83.0%~90.7%,是农田直接排放的关键源。(3)1991—2010年间,福建省粪便管理系统N2O排放量保持在5 213.2~6 988.0 t·a–1,变化较稳定。粪便管理系统N2O排放的关键源为猪,占粪便管理系统N2O排放量的57.4%~67.9%。(4)2010年,农业生态系统N2O排放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漳州市、南平市、泉州市和宁德市,其N2O排放量均在4 000 t·a–1以上,占全省总排放量的61.7%,应优先考虑削减这些地区的N2O排放。研究结果为决策者合理利用肥料,制定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10.
世界饮茶热潮不断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茶叶种植规模的扩大,茶叶经济发展不断受到关注,然而茶叶种植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却往往被忽视。本研究以专业化茶叶种植县——福建省安溪县为对象,通过综合各乡镇茶叶种植面积、茶叶种植区位商和集中系数3种方法,将安溪县各乡镇茶叶种植专业化情况划分为高度专业化、较高专业化、中等专业化、较低专业化和无茶叶种植5个等级,基于能值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安溪县农业生态系统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建立能值投入密度、环境负载率、可持续发展指数等8个能值评价指标,进行不同专业化茶叶种植农业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安溪县专业化茶叶种植农业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以可更新环境资源投入为主,不同专业化茶叶种植间环境贡献率高达0.96~0.99,而能值投资率仅有0.01~0.04;(2)茶叶种植专业化等级与产出能值密度之间总体上呈正相关,随着专业化等级的不断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总体上不断提高,高度专业化等级茶叶种植的产出能值密度达到4.15E+11 sej·m-2,是无茶叶种植的1.32倍;(3)专业化茶叶种植农业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专业化茶叶种植等级与净能值产出率之间呈正相关,高度专业化茶叶种植的净能值产出率为1.29,是无茶叶种植的2.86倍,且环境负载率为0.05,具有环境友好性;(4)专业化茶叶种植降低了农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系统稳定性指数与茶叶种植专业化等级间呈负相关,无茶叶种植等级系统稳定性指数为1.12,是高度专业化等级的1.56倍。因而在茶叶专业化种植过程中,应注重复合生态茶园建设,提高专业化茶叶种植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并加大科技管理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系统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相似文献   

11.
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识别与评估,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其核心价值分布,了解其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等功能,并促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多方参与,以促进其价值实现。本文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研究系列文章的第2部分,基于所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针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选择可行指标,以2016年调查与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客观与主观评价方法,对其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2016年,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总价值为685.81亿元,其中载体价值为363.09亿元,服务价值(即年度流量价值)为322.72亿元。服务价值中品牌价值111.74亿元,生态价值102.40亿元,产品价值72.57亿元,科技、社会、审美、文化、历史和精神价值36.00亿元。显然,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是多类型的价值载体,其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能够反映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功能与全球重要性。以载体价值为基础,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具有较高的产品价值,更具有丰富的生态价值与突出的品牌价值,值得管理者以此为基础进行针对性保护与品牌价值提升。该案例研究过程及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能够适应具体遗产地系统特征,反映遗产地价值构成与价值分布,有助于遗产地基于价值提升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与管理,进一步与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设相衔接,并能够通过指标选择与动态监测评价其价值变动,以服务于遗产的可持续管理。  相似文献   

12.
为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传统农业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目前拥有的GIAHS数量最多,但也面临着GIAHS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艰巨任务。作为遗产管理的重要内容,监测对提升遗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科学有效的遗产监测不仅可以实现遗产自身的保护及其价值的维护,而且可以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的GIAHS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尚未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GIAHS监测体系,也缺乏相关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为此,本文在充分借鉴世界遗产监测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对GIAHS监测概念与内涵、监测范围与内容、数据收集与管理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动态监测系统和两级巡视制度构成的GIAHS监测体系。动态监测系统是GIAHS监测体系的核心组成,包括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数据管理的多个方面。三级监测网络和两级巡视制度是GIAHS监测体系的基础保障,不仅有助于形成主动监测与监督巡视相结合的监测巡视机制,而且将监测数据汇交与评估意见反馈形成闭合回路,从而提高GIAHS保护与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GIAHS监测理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GIAHS监测工作,也能为国际GIAHS监测提供中国经验。  相似文献   

13.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粮食与生计安全评估框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维持遗产地的粮食安全与生计安全是各方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保护中均缺乏对该领域的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尝试建立了适用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粮食与生计安全评估框架,分为粮食安全评估与生计安全评估两大部分。在粮食安全评估体系中,以物质产品的产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多样性保障为核心,建立了涵盖食物性产品产量、支持性物质产品产量、食物性产品质量、生产环境质量、食物性产品多样性和支持性物质产品多样性等6个方面的16项基础性评估指标;生计安全评估体系则充分考虑了农户生计的环境背景、基本状况和发展方向,从外部环境背景、家庭环境背景、家庭生计资本、家庭生计成果、家庭生计策略和区域政策制度等6个方面构建了18项基础性评估指标。研究结果既可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农户生计研究提供支撑,也可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14.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典型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地,其水土管理方式、知识体系、文化内涵等对于协调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这类传统生计区域往往与自然保护地毗邻或在其范围内,对其蕴含的价值进行识别与保护,不仅是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诉求,也能够支持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与功能区划管理。本研究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进行系统识别,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广义概念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狭义概念,借鉴多类型自然保护地与世界遗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资源资产等价值体系,从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与战略性特点出发,把握其核心价值,构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在充分吸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自然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品牌价值评估等定量或定性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货币价值评价方法。以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主要包括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其中存在价值以载体价值和服务价值为核心,服务价值则可细分为产品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9类,25个具体指标。研究进一步提出存在价值的评价方法与潜在指标可能测算路径。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以及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可为以价值保护为基础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为管理决策者在区域保护与发展协调决策中提供科学基础。  相似文献   

15.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要素。以王金庄为核心的涉县旱作梯田系统2014年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其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为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依据,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农家就地保护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对传统农家品种普查收集与入户访谈、田间调查与种植鉴定,系统研究了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农业物种和传统农家品种以及由此形成的保护与利用经验与技术。研究发现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种植或管理的农业物种26科57属77种,其中粮食作物15种、蔬菜作物31种、油料作物5种、干鲜果14种、药用植物以及纤维烟草等12种。共有包括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其中粮食作物62个、蔬菜作物57个、干鲜果品33个、油料作物7个、药用植物和纤维烟草12个。这些农业物种及传统农家品种,通过混合种植、轮作倒茬、间作套种、优中选优等一系列保护与利用技术被活态传承和保护。但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的快速推进,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正面临着主体缺失、技术失传、传统农家品种名称混乱、种质退化以及单一化种植造成的品种多样性丧失、单一追求产量造成适应性强的品种资源丧失、农民生计方式多样化造成梯田农业的弱化、传统农家品种生产比较效益低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机制、发展特色产业、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组织开展资源普查并建立社区种子库与农民自留种相结合的传统农家品种就地活态保护机制等对策与建议。  相似文献   

16.
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以来,学术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为系统考察和直观反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主题,基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筛选出2006—2019年相关文献共240篇进行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9年,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大体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增长和平稳发展3个阶段。在刊文载体上,已形成由《中国农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资源科学》《中国生态农业学报》《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等8种期刊组成的核心期刊群;在研究机构上,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为代表的科研院所占据重要地位;在发文作者上,以闵庆文、王思明及其团队为引领而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在研究内容上,多侧重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旅游开发、价值评价等方面;在研究案例选择上,主要集中于拥有全球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广西等省;在研究方法上,仍以个案分析、定性分析居多。今后应继续深化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分类、保护机制与模式等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农业文化遗产时空动态演变、监测预警机制构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效应评估等新领域研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一带一路"、大运河、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推进多学科理论、方法、技术集成和综合应用,打造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多元融合共同体。  相似文献   

17.
由农牧民创造并维护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其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和文化等因素,深入认识这些因素在乡村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可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而且还可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二,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这集中体现在传统品种和知识技术的保护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利用,生态产品和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其三,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消费对象,明确目标消费者的界定;创新服务功能,强化生态维护的价值;创新服务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创新服务空间,推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各种资源;创新服务手段,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国家政策充分结合的优势。总之,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时下的乡村产业发展可选择不同途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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