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转出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及其生计策略变化

土地流转在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同时,也导致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影响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通过构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和心理资本的7维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以5省1 600份土地转出农户问卷为基础,运用多项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7大生计资本分化特征及其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规律,结果表明:(1)土地转出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单项生计资本指标和生计资本总指数均存在不同的分化特征;(2)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金融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心理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选择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人力资本、生态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3)各影响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相对风险比不同。为此,政府应鼓励指导部分农户规模化经营,拓宽增收渠道,促进相关农户土地流转,加强非农就业农户职业技能培训。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为降低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以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夏河县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农户的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度与对比分析,并对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及其配置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其中人力资本最高,且差异最小,但人力资本损失严重; 金融资本最低,且差异最大。(2)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比较而言,发展型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农户。(3)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以处于基本协调水平的农户为主体。比较而言,发展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最高,基本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高,缺失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全部为零。区域人文地理环境、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政策等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及其配置的重要因素。可见,挖掘农户人力资本潜力,提高其金融资本,转变自然资本利用方式是降低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措施。     

尼泊尔中部山区Melamchi流域农户类型及其土地利用方式

农户生计策略变化为土地利用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尼泊尔中部山区Melamchi流域4个典型村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土地利用特征。结果表明:农为主和非农为主型农户生计策略组合较优,生计多样性指数相对较高,生计风险相对较小。不同类型农户在耕作面积、土地利用结构、劳动力投入、土地增产性投入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特征。不同类型农户对改善生计的认识及策略不同,其对土地的作用及影响也有所差异。非农生计活动不仅降低了生计脆弱性和生计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垦殖率,促进了土地所有权改变和土地再分配,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也增加了土地质量退化和环境污染的风险。针对尼泊尔山区资源环境特点及影响农户生计改善的不利因素,从农户和区域层次分别提出农户生计优化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模型构建及应用

为了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关系,基于三峡库区1995—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库区情况修正中国不同生态系统当量因子表,对库区不同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引入农户不同生计资本的评价体系,构建库区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关系及空间分布规律;再计算各生态系统服务对农户生计贡献率,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极度耦合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65.38%,除库尾渝中区和大渡口区,其余区县均为中度及以上耦合;各区县从衰退发展逐步向濒临衰退发展靠近,濒临衰退发展区县向勉强协调发展和协调发展区县转化。(2)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对农户生计贡献率不同,库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农业收入最高达到55.31%。(3)三峡库区各生态系统服务与不同农户生计资本的相关性极强,人力资本对生态系统服务最耦合,农户生计与支持服务耦合协调度最高,库区整体协调发展水平逐年向好。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对农户生计贡献率大,两者相关性极强,耦合关系明显。     

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研究

基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分析,建立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用熵权法计算了各指标权重,结合耦合度、协调度模型计算了西宁市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2000—2013年西宁市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不断升高,土地利用效益相对发展趋势为"超前—滞后"型;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耦合演变过程处于颉颃阶段,由低强度向高强度耦合发展;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具有逐步优化的趋势。西宁市作为土地资源稀缺的河谷型城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合理布局城市结构,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以湖北省9县(市、区)为例

测度湖北省9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效参与的生计资本因素。利用TOPSIS法计算农户有效参与及生计资本综合值,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优于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而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在农地整治项目中的有效参与度更高;从生计资本综合值来看,非农业型农户(0.367 8)高度兼业型农户(0.352 7)纯农业型农户(0.351 4)低度兼业型农户(0.311 3),从农户有效参与度来看,纯农业型农户(0.448 5)低度兼业型农户(0.425 4)高度兼业型农户(0.402 9)非农业型农户(0.402 4);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丘陵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及参与主体,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深度、参与渠道;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纯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低度兼业型农户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高度兼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渠道,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影响着非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主体和参与深度。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     

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以贵州省关岭贞丰花江石漠化综合示范区为例

[目的]探究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甄别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子,为促进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最优选择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计算贵州省关岭贞丰花江石漠化综合示范区(简称花江示范区),农户生计资本,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农户生计策略进行分析,探究该地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结果]①花江示范区农户人力资本指数最高,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指数较低。②示范区内农户以非农型生计策略为主,主要集中在查耳岩村和峡谷村。③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最大影响因子,对于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转换影响较大。④非农业收入和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增多有助于促进农户选择更为多元的生计活动,耕地面积、退耕还林地面积及牲畜资本对于生计策略的转化为负向影响。[结论]花江示范区内各行政村受自然条件限制,生计资本存量和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一定差异,提升人力资本可以有效促进示范区内农户生计策略转型。     

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耦合协调度

为促进新时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依据“过程—结果”视角构建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湖北省武汉市和荆门市3个不同类型的产业融合试点村作为研究案例,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产业融合对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均能显著提升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但不同产业融合模式下的土地多功能利用总水平及分项功能水平存在差异;(2)不同产业融合模式下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农户独立经营模式、农业企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下土地利用呈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单一功能特点,“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经营模式下土地利用表现出明显的均衡化、多元化发展趋势;(3)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土地多功能利用耦合协调度缓慢提升,但土地多功能利用耦合协调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基于此,今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应培育多元新型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产品绿色加工业和各具特色的乡村观光休闲产业; 应充分尊重农民意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甘肃省庆阳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土地利用结构的耦合协调关系

[目的]探究甘肃省庆阳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为该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庆阳市为例,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计算2007—2016年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的综合指数,应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二者变化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结果]①庆阳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达到了高度集约利用水平。②庆阳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总体呈下降趋势,均衡度逐渐降低,优势度逐渐增强。③土地集约利用与土地利用结构耦合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耦合协调度都呈上升趋势,二者耦合性越来越强,相对呈现出协调、稳定的发展趋势。[结论] 2007—2016年庆阳市土地集约水平总体变化呈逐年上升状态,但信息熵呈下降趋势,是由于大力开发未利用地,植树造林使得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利用结构两系统协调度都呈上升趋势,二者耦合性越来越强。说明庆阳市在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布局。     

基于熵值法的呼包鄂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研究

[目的]土地的合理利用与城市化发展存在着耦合协调关系,研究2006—2015年呼包鄂经济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以及各指标对协调度的影响,为呼包鄂经济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及城市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耦合协调模型与灰色关联模型,评价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之间协调关系与影响程度。[结果]①呼包鄂经济区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均稳步上升,且呼和浩特的增幅最大,分别为0.373 8和0.362 6;②呼和浩特的土地利用效益始终滞后于城市化水平,而包头的土地利用基本同步于城市化发展,鄂尔多斯在2010—2014年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土地利用效益。③整个经济区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协调状况由弱到强。[结论]呼包鄂经济区内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发展整体协调状况良性发展,但各城市应根据目前的协调类型,努力加强城市社会化建设与土地利用结构规划,推进两者进入优质协调。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农户生计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黑河流域生态治理政策研究

[目的]分析影响黑河中游地区生态输水治理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为该地区生态环境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样本区550户农户进行调查,并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建模分析。[结果]中游农户对生态输水治理工程持认可态度,但大部分农户考虑到成本效益、土地规模和灌溉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不愿意发展节水农业;同时项目对农户生计造成一定影响。[结论]黑河生态输水治理工程对节水农业投入不足,水资源短缺形式依然严峻;农户生计受到一定影响,加大了生态治理成果维护的风险。因此,在进行生态输水治理的同时,要建立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扶持节水农业发展,改善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农户生计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生计转型背景下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与潜力研究

基于农户生计转型背景对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进行分区调控,并基于不同整理目标测算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与面积标准。结果显示:受农户非理性决策影响,户均宅基地面积随农户非农就业程度的提升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非农就业拐点在0.496～0.564之间,城镇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分区、宅基地容积率、人均GDP对各县域户均宅基地面积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由此,划分了优先整理、适度整理、适度挖潜、限制整理4类整理时序分区,以宅基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优化、深化农村土地管理水平为工作导向的5类整理模式分区。优先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5 429.70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1m~2,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适度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46.3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26 m~2,宅基地用地需求较小;适度挖潜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33 471.9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7 m~2,自然、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     

土地用途管制框架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四川省成都市和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区域的比较

[目的]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区域差异及其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为更好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提供借鉴。[方法]以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和尚未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城市的43个村庄433名受访农民为例,利用非参数检验及回归模型分别从土地利用意愿、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保护程度4方面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1)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出农地利用意愿较低,倾向兼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单位农地投资强度较低,农地利用效率呈两极分化且忽视农田环境保护的特点。(2)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成都受访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较武汉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高12.61%。(3)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土地用途管制程度及区域因素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结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两极分化,且其受农户个体及地域差异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点整理不同阶段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参与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江苏省5县53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农户参与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所有因素中,农户整理内容认知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决策制定参与行为影响分别在5%及1%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参与能力认知对农户决策制定参与行为、施工建设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显著;来自外部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施工建设参与行为以及后期管护参与行为的影响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农户受教育年数以及家庭年收入均未对任何类型的农户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建议未来应制定差别化政策激励农户全过程参与,并着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程序的制定以及参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     

环境规制下农户感知对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

为提高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顺应农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四川、黑龙江4省69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研究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与技能感知、成本收益感知与市场回收条件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能感知、成本感知、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均显著地影响其参与意愿;其中,农户技能感知和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引导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收益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建议加强技术培训、增设更多补贴款项、健全农业废弃物回收机制,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充分发挥3种规制政策的互补作用,不断调整优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的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以甘肃省4个封禁保护区为例

[目的] 探讨农牧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对农牧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异和生计策略之间的转化进行分析,为降低农牧户的生计脆弱性,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从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框架出发,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甘肃省2017年批准建立的玛曲、民勤、山丹县和凉州区国家级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最为丰富,自然资本最为缺乏,非农型农牧户拥有的生计资本整体优于纯农型。耕地（草地）面积、耕地（草地）质量以及生产工具显著正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结论] 应加大封禁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加强农牧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鼓励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型,实现生计方式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