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耕地变化与人口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湖南醴陵市为例

采用1990-2004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了近15年醴陵市耕地变化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了耕地面积变化与人口、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曲线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15年来,醴陵市土地开发强度大,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经历了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特别是近5年间耕地流失达到一个高峰;2）醴陵市耕地面积减少与人口、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城市化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全市耕地面积变化影响仍然很大,全市耕地减少的趋势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3）研究结果对当地耕地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耕地资源与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青岛市近10年来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耕地利用动态度和区域差异指数、环境—收入理论关系曲线及经济理论、灰色关联度分析、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对2000-2009年间青岛市耕地的变化特点和驱动因子统计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耕地面积变化速度由强烈(2000-2003年动态度0.106)变为缓慢(2006-2009年动态度0.014);主要驱动因子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青岛市耕地变化的区域差异和阶段性特征显著;受经济发展的惯性影响,耕地阶段性变化的时间相对于类比性的工业化阶段性变化的时间要滞后1～2 a;耕地变化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N型曲线;产业结构和人口城市化分别是耕地面积变化的直接与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基于STIRPAT模型的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近年来,耕地面积变化的人文驱动力研究成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领域研究的热点.以陕西省1978-2010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时间序列数据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经以上方法筛选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城镇化率、人均生产总值、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是导致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增加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交通条件的完善是促进陕西省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抑制耕地面积的减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此,研究认为缓解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以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设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可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提供参考依据。基于武汉市1996—2011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采用多样化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分析武汉市近17 a来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定性探讨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驱动因素,并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武汉市耕地面积在快速减少,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面积在快速上升;（2）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均匀度在上升,优势度在下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配趋于多样化和平均化;（3）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因素等共同驱动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城镇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因子。研究表明,武汉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日趋成熟与稳定,对工业用地的利用是集约型的,加强了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     

吉林省四平市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对影响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和制约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可实现地区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利用1996—2010年《四平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四平市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率和综合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现状。并在构建动力机制多元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逐项逐步回归法定量分析四平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因素。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及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改善,成为推动四平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素;(2)三产就业结构、工业化率、人口城市化水平、城镇建设、经济外向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为其次动力因素;(3)农业产值与就业比重和工业就业比重为四平市城市发展的微动力因素,但不可忽视。该研究结果可为探究四平市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半干旱地区典型城市耕地面积变化空间差异及驱动力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其2000—2012年耕地面积变化及空间差异,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人口、经济、产业结构、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5个方面共选择14个因子,揭示了近13年来西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西安市耕地面积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年平均递减率为1.38%;(2)西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素是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农业因素,这三者构成了西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3)可以从减少建设用地占用、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加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3个方面来遏制西安市耕地面积锐减的趋势。     

西安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构建了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并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0年,西安市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不断提高;②西安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波动中向良性方向发展的态势;③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人均耕地面积等生态环境压力指标是影响西安市城市化的最主要因素,而人口密度等社会经济城市化指标是胁迫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④西安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序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耦合度以颉抗阶段为主,耦合协调度基本处于中高度协调水平。     

新疆库尔勒市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协调性分析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耕地数量变化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基于库尔勒市1989—2012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库尔勒市城市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变动情况、相关性以及协调性,并采用1990年,2000年,2010年3期Landsat TM,ETM+,ALOS/AVNIR-2数据作为数据源,提取城市和耕地面积信息,结果表明:近24 a库尔勒市的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年均城市化水平增长率达到0.2%,年均耕地面积增长率达到4%,人均耕地面积增长率是1.5%。库尔勒市近年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时序上看,库尔勒市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总体呈现出“基本协调和较协调→不协调→调和和较调和”的趋势。     

北京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基于熵值法对1993—2013年北京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以1993年、2003年、2013年3期遥感数据为基本信息源,采用GIS技术和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综合评价）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特征,并研究了北京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城市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主要表现为社会和空间城市化,其次是人口城市化,而经济城市化的影响相对较弱;全市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建设用地和草地大幅增长,林地稍有增长,耕地和水体缩减严重;城市生态系统固碳服务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总体上碳储量减少了5%,水源供给和土壤保持服务分别增加216%和76%。林地、草地面积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改善了土壤保持服务,森林的扩张同时也改善了固碳服务,但温度和降水条件的限制导致后10 a固碳服务出现明显减少,人口聚集和城市硬化地表的增加则是导致城市生态系统水源供给服务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城市生态系统水源供给服务这块短板,建议放缓或停止北京城市化发展进程,重点加强其社会、经济城市化发展质量。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及其动因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信息熵可以作为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的一种度量。在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昆山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进行了分析。自1994年以来,昆山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即土地利用有序度逐渐降低。在空间上,城市及城郊类型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最大,其次是中部工业用地类型区和北部旅游类型区,南部旅游类型区信息熵值最小;各个镇之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也具有明显差异。最后,对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分异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政治经济政策对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变化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与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具有最大的相关性,其后依次为人口因素、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     

黄淮海平原城镇化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有效保护耕地资源,该文通过研究城镇化进程与耕地变化的内在联系,揭示不同城镇化进程的差异化规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方法,对黄淮海平原1997-2008年城镇化进程中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进行分析;选取4类城镇化指标（人口城镇化指标、空间城镇化指标、经济城镇化指标、生活方式城镇化指标）,构建城镇化对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区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变化的差异性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驱动因子、空间城镇化驱动因子对研究区影响显著,而经济城镇化驱动因子和生活方式城镇化驱动因子因各研究区域所处城镇化阶段和发展特点而呈现不同规律。该文以数据分析和实证对比为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城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适时适度推进,避免大量占用耕地牺牲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产业拉动、用地集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明智选择;城镇化的发展应与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紧密衔接,通过优化用地布局,既发展经济又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从而真正促进城镇化的和谐发展。     

中部地区耕地非农化及其驱动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基于1995—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统计数据,分析了阜阳市耕地资源时序变化特点,并运用广义灰色关联度方法对阜阳市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发展是耕地非农化的首要前提与基础,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提高与耕地非农化相对变化速率存在高度关联性,经济总量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源自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驱动力。政府利益推动、投资热、房地产热、经济外向度提高这些导致许多大城市耕地非农化的主要因素对阜阳市的驱动作用较弱。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及区域比较

耕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阐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特征,有利于缓和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基于苏皖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方法,提取影响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考察其对耕地资源变化的作用机理及苏皖耕地变化驱动特征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可归结为经济发展、人口与农业和制度与政策因素,经济发展带来耕地面积“N 型”变化,人口与农业因子和耕地数量之间存在高度正线性关系。城市耕地资源变化驱动类型受经济发展阶段及自身条件双重影响,工业化高级阶段城市主要受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驱动;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人口与农业因素缓解了耕地流失;较为复杂的是工业化中级阶段城市,因经济结构、资源禀赋条件及城市功能定位等因素差异,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出现分异。因此各市应根据本地实际做出理性的决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快速城市化条件下的西安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选择西安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1996--2005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快速城市化条件下的西安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首先从变化幅度、变化速度和变化程度3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西安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发现10a内,西安市的耕地、牧草地、未利用土地面积均不断减少,而同地、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面积分别呈增长态势。其中,耕地面积递减速度最快,牧草地次之,接着为未利用土地,而交通用地为增长最快的土地利用类型,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次之,依次为园地、林地和水域。因此西安市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也处于调整期。通过引入“城市化下的边际城镇用地扩张量”指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西安市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西安市城市化下的边际城镇用地扩张量总体是一个增大的过程。这说明西安市城镇居民点、工矿用地及交通用地面积扩张的过程比城市化率增大的过程要快．土地资源的缺乏已严重阻碍并将继续制约西安市未来的城市化进程。最后提出了协调城市化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相互关系的政策建议。     

1980—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

[目的] 分析内蒙古通辽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为该地区经济建设、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通辽市1980—2020年8期土地利用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通辽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研究分析。[结果] 通辽市1980—2020年土地利用以耕地和草地为主,耕地总面积增加了3 037 km²,整体增幅为20.48%,草地总面积减少了2 922 km²,整体减幅为10.40%。建设用地面积在40 a间持续增加,其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处在中低等水平,由于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率为正值,整体上处于上升发展期。研究期间内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土地。通辽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以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社会富裕程度和产业结构为主,人口的影响次之。气候驱动因素方面主要是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的影响较为显著。[结论] 1980—2020年通辽市土地利用空间上存在明显异质性,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趋于稳定,土地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土地利用转换愈加频繁,社会经济和气候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有正向显著作用,整体上不断促进该地区经济建设和土地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厦门市耕地数量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影响的土地利用结构,对理解城市化过程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基于生态位态势、生态位扩充与压缩等生态位理论,本文测算了1990—2015年厦门市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和厦门市六区的生态位宽度与熵,分析了厦门市耕地数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和机制,探讨了厦门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厦门市的耕地数量生态位逐渐下降,年均压缩率1.45%,这与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的扩充直接相关。综合来看,厦门市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演变处于后期滞缓阶段。2）厦门各区的耕地数量生态位变化与厦门市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耕地面积占有率及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在各区之间分异较大,根据各区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演变特征可以划分为3类,按成熟度递减排序依次为湖里区和思明区、集美区和海沧区、同安区和翔安区。3）厦门市的耕地与建设用地综合效益生态位差逐渐变大,这驱动了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演变,其中经济效益是主导效益。研究结果有助于生态位理论在社会生态领域的发展以及城市区域耕地的保护。     

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影响的计量分析

在对贵州省毕节地区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区域经济增长趋势变化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耕地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工业生产总值及城镇化率之间关系。结果表明,该区耕地面积从1988年的4.02×105hm2下降到2008年的3.65×105hm2,年平均递减率为0.48%。人均耕地面积由1988年的0.069 hm2下降到了2008年的0.047 hm2,年均递减率为1.9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发展、城镇化率对耕地面积的减少都有显著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030,-0.002和-0.046,其中人口城镇化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最大。20 a间毕节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耕地非农化的产生,仍然是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城市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烟台市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

土地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城市化直接影响着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在分析烟台市市辖区1999-2010年城市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法确立了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函数关系。结果显示:(1)烟台城市化进程与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耕地、林地具有显著的函数关系。(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烟台市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面积上升明显。(3)烟台市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