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登封程窑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登封程窑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程窑村东北地一带,为一处主体为龙山时期,包括东周和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本次对程窑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和大麻六种农作物炭化籽粒,以及近20种其他非农作物遗存。根据浮选结果显示,无论龙山时期还是东周时期,粟黍类小米都是当时居民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大豆也是必要的补充,稻米发现极少,为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东周时期小麦地位的显著提高以及大麻的发现,成为其区别于龙山时期的时代特点。程窑遗址龙山时期的植物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颍河中上游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特点提供了新的素材。     

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2016)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对宁家埠遗址2016年发掘区龙山文化、商末周初、东周、汉代和宋元时期土样的浮选,发现了4474粒炭化植物种子果实,包括粟、黍和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藜科、豆科和菊科等非农作物的种子果实以及少量硬果壳核。量化分析表明,宁家埠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东周时期延续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传统,农作物以粟为主,到东周时期,农作物的比例明显上升,可能是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类野生植物遗存反映了居民对聚落周围野生植物的利用和聚落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     

大水沟遗址2015年度试掘浮选结果及分析

大水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是冀西北地区龙山时代一处重要的聚落,2015年度试掘浮选发现可鉴定植物种子31618粒,其中农作物包括粟、黍和大豆,非农作物以狗尾草属、藜属和胡枝子属为大宗。浮选结果表明,大水沟遗址农业类型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大豆的出土说明农业结构多样化的特征。藜属、胡枝子属等非农作物数量较多,表明大水沟先民已经掌握了遗址周围一些植物资源的特性并对其加以开发和利用。大水沟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为探讨“三北地区”尤其是冀西北地区龙山时代的经济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遗址的植物遗存浮选分析

在山东沭河上游史前聚落考古调查中进行的遗址灰坑植物遗存浮选中,包括炭化植物种子和木炭碎块,其中以粟、稻谷、黍等农作物为主,以块根植物、豆科、杏梅、猕猴桃等采集植物,狗尾草属、稗属、藜科、菊科、莎草科、苋科等杂草种子,以及壳斗科栎木的木炭碎块为辅,说明当时的农业是以粟、黍为组合的旱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的混合经济模式,兼有少量的采集植物活动。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遗址中发现的莎草通常生长在湿地环境中,这种环境也适宜稻类作物的生长。遗址附近分布有以栎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林,史前先民利用的燃料很可能是栎木等木材,粟、黍、稻谷等农作物的秸秆和一些杂草。     

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在二里头遗址浮选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根据浮选结果分析,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早期,二里头遗址古代农业的特点是整体上属于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出土数量惊人,所占比重甚至超过了粟和黍,这个异常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小麦遗存集中发现在二里岗晚期浮选样品中,说明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向商代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小麦在中原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出现了一次跃进,小麦替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主体农作物的转化过程可能起始于商代早期。     

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寨峁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陕北一处龙山时代晚期的遗址。该遗址与石峁城址相距不远,同处秃尾河流域。2014年伴随寨峁梁遗址的发掘采集了土样,浮选出了粟、黍、藜、猪毛菜、胡枝子等13种植物种子。浮选结果显示,寨峁梁遗址当时的农业应该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黍的地位略低于粟。其中一些旱地杂草和虫实属植物种子反映出了当地干旱的气候环境。此外,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藜,其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性的食物资源。     

汉晋时期湘西地区农业初探——以官田遗址为例

2015年官田遗址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了解湘西地区汉晋时期农业经济和生业模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遗址出土农作物有粟、黍、稻、大豆、绿豆、大麦和小麦,非农作物以禾本科为主。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粟是遗址中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同时占有重要地位,聚落农业呈现出以粟为主、稻次之、并同时种植多种作物的特点。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类型和偏干冷的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遗址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北方人口南迁,可能是旱地作物得以发展的主要人文因素。     

河南洛阳王圪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王圪垱遗址是一处位于河南伊洛盆地中西部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主体为龙山中晚期到二里头早期。本次对王圪垱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龙山晚期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五种农作物,以及其他非农作物植物遗存,包括20余种杂草类植物遗存及少量果核类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和稻米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又以旱作农业为主。王圪垱遗址龙山晚期出土植物遗存研究也为二里头遗址的稻旱混作农业提供了可能的来源,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都邑性聚落的农业生产特点提供帮助。     

山东济南唐冶遗址(2014)西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唐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郭店镇唐冶村,在2014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掘者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206份土样共出土68508粒炭化种子和果实,其中农作物包括粟、黍、小麦、大豆、大麻和水稻六种。非农作物中以马唐数量最多,而且普遍性极高,我们推测马唐可能被专门采集用来作为饲料。同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豆科和藜科植物遗存。另有枣、葡萄属、桑葚、郁李等可食用果类遗存。唐冶先民的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利用一些野生植物和果类作为生存资源的补充。     

内蒙古二道井子遗址2009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二道井子遗址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2009年4-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5200m2,清理出院落、房屋、窖穴、灰坑、城墙、环壕、道路、墓葬等遗迹。为了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状况,以及当时的人地关系情况,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了针对性采样法进行了系统的取样、种属鉴定与分析工作。浮选出土了包含有粟、黍、大豆、大麻等农作物在内的大量炭化植物遗存,这些植物遗存对认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晚商至汉代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对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东区2023年度发掘中采集的晚商至汉代浮选样品鉴定分析显示,晚商时期先民的粮食作物组合为粟、黍、大豆,作物构成状况指向了粟作在先民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与中原其他晚商时期植物考古记录具有一定相似性;东周至汉代的考古记录中,以粟、黍为代表的粟作农业仍是先民生业的组成。南东陶遗址的浮选结果为豫西北地区商代至汉代农业结构的探研提供了证据,随着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对这一区域不同时期先民农业经济与生业系统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2014年浮选结果及分析

新砦遗址是一处位于河南新密市,双洎河上游的高等级聚落。该遗址主体从龙山末期至新砦期,延续二百余年。本次对新砦遗址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包括狗尾草、胡枝子、草木樨、糙叶黄芪、藜、马唐、紫苏、水莎草、萤藺、菊科、荆条、铁苋菜等等。新砦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粟、黍和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而又以粟为最,这种农作物组合体现了新砦遗址所在地区的稻旱混合农业经济模式。大豆的出现与其在龙山时期及之后的普遍种植情况相符合,而小麦即便已经传入新砦遗址,但显然还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新砦遗址已经形成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五谷丰登"局面初步出现。     

东周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河南濮阳金桥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河济地区指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指今豫鲁交界一带。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荷水、鸿沟等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疏通,该区域成为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位于河济地区的濮阳金桥遗址出土东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592粒,其中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豆(Glycine max)、小麦(Triticum aestivum)、红小豆(Vigna angularis)五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种子还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藜(Chenopodium album)、红鳞扁莎(Pycreus sanguinolentus)、异型莎草(Cyperus difformis)、眼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等。在河济地区东周时期的几处遗址中,粟依旧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遗存;但小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在一些遗址中可以与粟比肩,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大豆在作物结构中起到补充性作用;而稻米的重要性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红小豆(小豆)与小麦的广泛利用可能反映了以粟和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度在东周时期河济地区的出现。这种农业生产模式的变化一方面得益于东周时期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河济地区因人工河渠的开凿,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交通的便捷,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物资和信息的交流大大增强,为当地生业模式的改变提供了契机。     

早期秦人的农业实践探索——以甘谷毛家坪遗址植物遗存研究为例北大核心

毛家坪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遗址。本文通过对2012-2013年采集的47份样品进行浮选,从中获得了94478粒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小麦、大麦、黍、大豆五种农作物遗存,以前四种为主;另外,还有部分禾本科、豆科、藜科、鸢尾科等非农作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西周至战国时期,毛家坪先民主要从事的是“粟麦并重”的多品种旱作及用农业,大豆在春秋时期才成为先民利用的重要农作物。同时,毛家坪先民还会利用豆科苜蓿属、草木樨、胡枝子、鸢尾科马蔺等饲草资源来喂养家畜。在环境及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毛家坪遗址的秦人率先接纳了麦类作物并广泛种植,与函谷关以东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直到东周时期,麦类作物才逐渐在黄河流域得到普遍种植。     

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库伦三家子遗址是一处高台山文化晚期的遗址。2012年,伴随着发掘的进程,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和水桶法进行了土壤样品的采集和浮选。本次浮选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包括以粟黍为主的农作物种子,以及禾本科、藜科、菊科、豆科等杂草类植物种子。作为首次开展浮选工作的高台山文化遗址,三家子遗址的浮选工作使我们对高台山文化的生业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为日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路。     

汉唐时期北方旱地作物粟的产量

在古代，中国北方是以种植粟黍为特征的旱作农耕文化区，从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来看，粟和黍的种植遗存遍布黄河流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就已发现了粟的遗存，与其时代相当的河北武安磁山也发现了粟的遗存。仰韶时期，中原地区的先民的农作物以粟为主。西周以前，人们种植的谷物种类甚多，有“百谷”之称。春秋之后史籍中，开始有了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禾、黍、麦、稻、寂、麻六类。不过，先秦至秦汉乃至隋唐，在北方，禾一直是五谷的首要作物，禾，即粟，这是一种耐旱作物，适宜于北方黄土高原种…     

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小麦(秆)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中心地之一,这是无可怀疑的。大约距今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裴李岗、磁山遗址,已发现粟、黍农作物,说明当时人们是以粟为其主要食物。长江流域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稻谷壳、稻秆、稻叶等堆积物,说明当时南方人们是以稻米为其主要食物,同时也说明中国确系世界上栽培水稻作物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史前时期汉水流域农作物结构研究

汉水流域横跨南北两大文化区,是南北考古学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文采用简单统计与多元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量化角度来讨论史前时期汉水流域区域间农作物结构的异同。我们认为史前时期汉水流域考古遗址的农业结构存在着差异性。上游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粟黍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中游地区具有最高的农作物多样性,存在山地农业和平原农业等...     

内蒙古敖汉热水汤遗址浮选结果分析

热水汤遗址是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遗址。201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过程中,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对热水汤遗址进行了采样,在实验室种属鉴定过程中,发现了包括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作物和狗尾草、胡枝子、猪毛菜、藜等为主的其他植物种子。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对我们探究热水汤先民的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生业经济初步分析:来自石器淀粉粒分析结果的指示

查海遗址石器残留物分析发现了禾本科、豆科、块根块茎类等植物的淀粉粒,其中禾本科植物淀粉粒可能包括粟、黍、狗尾草属、黍属和小麦族等。上述植物遗存反映了查海遗址具有较广谱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从各类植物淀粉粒的数量比例和历时发展来看,禾本科植物是最重要的,其中粟、黍植物淀粉粒的大量出现证实了当时聚落中存在植物栽培和驯化,与大遗存等分析的信息相符。此外,小麦族和块根块茎类植物也是十分重要的植物资源。综合动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查海聚落的生业经济模式除了延续传统的采集狩猎策略之余,对动植物的开发、管理和培育已经是当时先民生计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