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土地经营效率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在运用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统计数据未含西藏、港、澳、台地区,下同）的面板数据来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从土地经营效率视角考察土地集约经营效率与土地规模经营效率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促进效果;2）土地集约经营效率和土地规模经营效率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分别起显著的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超过门槛值后,土地集约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在不同区域呈现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的提升系数显著为0.137、秦岭—淮河线南北两侧地区的提升系数显著为0.115和0.319、胡焕庸线东南部地区的提升系数显著为0.068。这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东部地区、秦岭—淮河线两侧地区和胡焕庸线东南侧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据此提出,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拓展数...     

农地确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民主观幸福感,与未确权的农民相比,已确权的农民主观幸福感更高;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论可靠;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增加农业收入和减少家庭抵押借贷是农地确权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农地确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健康状况良好、村庄地处丘陵和山区以及东部地区的样本上。为此,应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巩固农地确权成果,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凸显农地生产性功能,不断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利用江西省549份水稻种植户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微观层面分析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对水稻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水稻的土地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增产效应大于增效的效应。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比基准回归结果后,仍然得到了一致结论。异质性结果表明,考虑农户教育水平差异,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仅对较低教育水平农户土地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仅对较高教育水平农户显著;考虑农业经营规模差异,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仅对规模较大户的土地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在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增产效应大于效率提升效应。因此需要持续推进农村互联网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农民文化素养、鼓励规模经营,提升农民从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技术的能力与需求。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基于地权稳定性的调节效应

农机外包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事关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本文使用全国性大样本数据CLDS2016,应用Ordered Probit模型研究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并探讨地权稳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小农经济仍然较为普遍,但农机外包服务推广已取得一定成效,可以通过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户农机服务外包呈倒U形曲线关系,拐点为2.833 hm~2,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外包行为具有差异性;地权稳定性中仅土地调整具有调节作用且为负向,相比有土地调整,没有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时农地规模与农机外包的曲线拐点左移2.011 hm~2;地权稳定性中农地确权颁证使曲线拐点左移0.709 hm~2,但调节效应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确权的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因此,发展农机外包服务市场需综合考虑区域差异性和农户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并提高农机外包的服务质量,规范市场运行,同时也需完善农地确权政策的配套制度并建立土地数据平台。     

农业生产性服务何以影响农户收入——对内蒙古赤峰市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促进农户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评价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作用成效,可为农业现代化决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利用区域内1 037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以及收入效应差异,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赤峰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率较低,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的供给率分别为38.09%、56.99%和46.96%。在农区,提供了农资、水利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分别提高了0.576万元和0.306万元;在牧区,提供了水利、加工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提高了1.588万元和2.636万元。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环节越完备增收效果越好。农资服务和水利服务供给对农区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果,加工服务供给则对牧区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以服务数量为表征的服务水平对农牧区农户均具有增收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村内水利服务供给为农户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提升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农资服务和加工服务的土地流转机制效果则不明显。因此,应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生产类型农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制定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协同的土地流转政策。     

新时期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DEA方法就江苏省连云港市和淮安市两地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并分析了不同农户类型之间产生差异的内在原因。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的平均农业生产率为0.287,处于较低的水平,农地流转降低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少量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过量增加土地要素的投入和资本投入不足,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农地流转降低了土地生产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61.06%的农户处于规模递增阶段,适度的农地流转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能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适当规模的流转有助于规模效率的提升。建议应完善金融体系和风险机制,使农民能获得更多的资本,同时农地流转作为一项政策,也需要有合适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实际效果。     

信息时代下四川省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路径分析

【目的】开展农地确权工作旨在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然而现实中农地流转出现与预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文章重点为四川省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提出可行路径。【方法】文章以农户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运用前景理论分别对四川省成都平原地区、浅丘地区和山区的农户,在农地确权前后对农地流转的心理认知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地区农户农地流转心理状态及当地资源禀赋提出适宜的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路径。【结果】山区农户生存能力较弱,对土地依赖程度强,土地用于满足其生存需求,通过农地确权降低了流转意愿;浅丘地区农户生存能力较强,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弱,土地用于满足其安全需求,在农地确权之后,部分农户倾向于短期流转,部分农户愿意流入土地;成都平原地区农户生存能力强,对土地依赖程度弱,土地用于满足其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流转土地的态度在农地确权之后趋于开放。【结论】对于四川省山区,提出"充分发挥生态优势,第三产业带动发展"与"细化生产分工,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路径建议;对于四川省浅丘地区,提出"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按面积入股分红退股"与"产品标准化生产,产业品牌化发展"路径建议;对于成都平原地区,提出"互联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智慧农业"与"打造田园综合体,开发新型产业发展亮点"路径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来自湖北省土地确权的实证

农村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时期,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对完善当前土地确权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湖北省6个地区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情况的实地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分析是否确权和确权满意度对农户转入和转出的影响,探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确权比例为75.56%的样本数据中,农户土地确权使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边际效应提高14.0%,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能够显著促进农地转出,而对农地转入影响不显著。土地确权的满意度高使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边际效应提高16.4%,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满意度对农地转出和转入均影响显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受到调查村所处地形条件等社会经济特征、承包耕地面积等家庭特征和主要工作等个人特征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以采取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土地确权颁证的满意度、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更好地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苹果种植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基于陕西、山东苹果主产省1069个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土地转入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升作用高于土地转出,其中土地转入通过刺激农业生产性投资促进农户增收,土地转出则通过增加非农就业、自主创业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转入仅对苹果种植规模为0.34～0.67 hm2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作用,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并支持农民自主创业,重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建议.     

农业生产托管对小麦种植户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河南省小麦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验证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的福利效应。【方法】在理论分析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河南省918个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的福利效应,并用农户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规模两个特征变量对农户福利效应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规模越小的农户,其农业生产托管的福利效应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托管驱动因素发现,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托管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地块数量和农户距中心城区距离对其选择农业生产托管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为促进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应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多种渠道引导农户外出务工就业,适当调整当前农机补贴政策,采取适当方式开展地块整理合并。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为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全面评估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市2000—2013年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和面板数据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资源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近年来西部地区农业增长显著,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缓慢,对农业增长贡献低;农业技术效率有恶化趋势,技术进步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人均农业产出增加呈现U型变化趋势,工业化能够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农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

[目的]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资源环境的共同约束下,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农业增长不可持续,因此,不断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方法]采用乘积完备（multiplicatively complete）的Hicks-Moorsteen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彻底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混合效率变化,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改变混合效率,进而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从时间维度上看,仅1992-1997年混合效率变化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即该时期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地区维度上看,仅东部地区混合效率变化为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了0.4个百分点,即东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了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在时空上存在较大差异。[结论]农业结构应根据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调整,才能提高混合效率,进而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土地确权与农业经营性收入研究——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LDS 2014年数据,对土地确权与农业经营性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确权促进了农民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并结合农民群体的异质性发现土地确权对于农业生产专业户以及进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农民更加有利,土地确权使得资源禀赋更强的农民实现了资源强化。另外,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了完善土地确权制度规范、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切实稳定土地经营权的政策建议。     

农户对土地确权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市绿华镇6个村的实地调查

基于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6个村565位农户的调查,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确权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农户对本次土地确权一村一方案和镇干部村干部工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年龄、学历、家庭成员政治面貌、耕地数量、对土地确权的了解程度、农户支持态度、确权面积变化以及确权纠纷解决情况、行政村等变量显著影响农户对土地确权一村一方案的满意度;进而提出加强确权方案宣传、构建工作机制、明确认定标准、化解认定风险等有助于提高农户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农户土地承包权有序退出可以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干预情况下"、"取消农业补贴情况下"和"获得可观收入情况下"有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2%、33%和36%。户主年龄、户主非农就业经历、流入农地数、流出农地数、土地确权能否促进土地流转、土地确权能否促进就业增收分别对不同条件下农户土地承包权意愿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一是在现有基础上完善政策设计,实现有条件的农户有序退地;二是加快推进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活农地财产权;三是持续加大农村发展支持力度,使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土地确权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的影响——基于村庄内土地不平等视角的分析

稳定的农地产权能够激励农户农地投资,有助于促进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地确权是稳定农地产权的重要正式制度安排,即稳定地权是新一轮土地确权承载的重要功能。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以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Logit和Ologit模型,从村庄内家庭土地不平等视角分析土地确权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新一轮农地确权的地权稳定效应。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域,33.79%的农户已完成新一轮土地确权颁证,62.64%的农户认为研究地块在未来不会被重新调整,即感知的地权稳定性水平较高。新一轮土地确权显著强化了农户的地权稳定性感知,且在控制村庄内土地不平等的情境中具有更高的强化效果;村庄内家庭土地不平等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具有显著的弱化效应,且土地不平等在土地确权对农户地权稳定性感知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中,政府应重视规范土地确权程序,加强产权制度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同时,注重以政策调整和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土地不平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强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     

农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分析——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视角

通过对2005—2019年不同省份农用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农用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其中的中介效应机制。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加快农用地流转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作为农用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分样本来看，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都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几乎都成立。但西部地区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农地确权、生产托管服务与种植结构的“趋粮化”

生产托管服务是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基石。在绿色产业革命浪潮里,农地确权和生产托管服务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采用福建省950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厘清三者间存在的逻辑影响。结果显示:农地确权在整体上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生产托管服务特征变量在分化对种植结构调整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总收入、村子位置及交通运输情况对农户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也影响显著,因此,为倡导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需有效指引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健全和完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服务体系;提升生产托管服务水平;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激发农户种粮积极性。     

西部大开发以来甘肃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研究——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农业生产的增长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基础，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来说，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因此。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检验了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和影响因素，并实证分析了国际和地区间生产率的差异和变化趋势。近年来，由于数据的更新速度加快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前研究的结论和成果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