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文章利用回归方法,分析调研数据,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持续投入和产业结构类型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科技培训流于形式,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位置和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经营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新型产销衔接方式没有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未表现出应有的增收效应。建议从加快土地流转、落实结构调整政策、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创新产销衔接方式等方面,促进农户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     

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5个郊区的调查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文章利用天津市5个郊区的调研数据,采用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持续投入和经营类型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科技培训流于形式,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位置和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经营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新型产销衔接方式没有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未表现出应有的增收效应。最后提出从加快土地流转、落实结构调整政策、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创新产销衔接方式等方面,促进农户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     

农业产业链融资与农户收入

从产业链整合与资本供给角度,理论分析产业链融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15—2016年对江苏省规模农户的实地调查,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链融资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统计及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样本农户产业链参与度较高,但是农业产业链融资服务以及生产性服务覆盖面较窄;获得农业产业链融资对样本农户的收入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合作社及龙头企业提供的农业产业链融资对于农户收入的带动作用强于农机公司等其他传统物资供应商;经营现代农业的农户收入显著高于传统农业,但品牌效应有待提升。     

农业生产性服务何以影响农户收入——对内蒙古赤峰市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促进农户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评价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作用成效,可为农业现代化决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利用区域内1 037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以及收入效应差异,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赤峰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率较低,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的供给率分别为38.09%、56.99%和46.96%。在农区,提供了农资、水利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分别提高了0.576万元和0.306万元;在牧区,提供了水利、加工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提高了1.588万元和2.636万元。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环节越完备增收效果越好。农资服务和水利服务供给对农区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果,加工服务供给则对牧区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以服务数量为表征的服务水平对农牧区农户均具有增收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村内水利服务供给为农户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提升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农资服务和加工服务的土地流转机制效果则不明显。因此,应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生产类型农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制定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协同的土地流转政策。     

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03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服务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及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来自全国111个行政村、1 03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描述统计方法和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评价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下,农户参加过科技培训、家中有电脑、东部地区变量、村里有科技服务组织、村里有科技宣传这五个变量对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下,村里有科技服务人员对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从提高农业科技服务供给水平和改善农户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方式这两个方面给出了提高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满意度评价的政策建议。     

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家庭禀赋即家庭成员和整个家庭共同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其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通过对浙江省5个县市33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但家庭禀赋中的不同要素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家庭禀赋中的年龄、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和是否加入合作社都对农户家庭提高收入有着正向且显著影响,而家庭是否有人身体不健康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不同渠道下农户是否借贷及借贷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借贷满足对增加农户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至关重要。基于山西省高平市520个样本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户是否借贷及影响借贷规模的因素。根据借贷渠道的不同,将农户借贷分为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农户是否借贷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借贷规模显著负向影响,对借贷政策的认知度和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规模显著正向影响。从不同渠道来看,不同变量对农户是否借贷和借贷规模的影响有所不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化、新型组织培育、社会信任等的不断发展,传统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组织型、信任型)对农户收入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农村样本数据,从三个不同维度(关系型、组织型、信任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作用。研究发现: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逐渐消退;组织型社会资本中只有劳动者组织参与度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专业技术协会、社区组织、政治团体参与度对劳动者收入影响不显著;信任型社会资本中只有中央政府信任对农户收入可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社区信任、地方政府信任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生计资本对江汉平原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研究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法探究生计资本对江汉平原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的机理和程度,以期为提升江汉平原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参考依据。结果表明,生计资本与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存在较强关联,其中人力资本(文化程度)、自然资本(地形以及耕地面积)、物质资本(机械化)、金融资本(农业收入)、人力资本(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地形)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显著负向影响。由此得出结论：提升农户秸秆资源化认知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投入、增加农户农业收入、发挥村干部带头作用均有利于促进江汉平原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分析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贡献度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利用18个省市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整体情况,探讨在区分不同类型村庄公共产品时,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选择愿意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的农户比例依次为70.4%、65.5%和64.9%,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不同地区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农户参与意愿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性别、是否为村干部和心理认知程度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特征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是影响农户选择参与哪一种类型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要重视政策引导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参与供给的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建设农户不同维度社会资本,根据村庄发展程度与实际发展需求,合理安排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次序。     

资本禀赋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北大核心CSCD

探究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对完善地方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利用粮食主产区河南省周口市63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影响,探究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均值为0.441,处于中等水平。农户综合资本禀赋和各类资本禀赋均对其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户资本禀赋对其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抚养期农户家庭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主要受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的正向影响;负担期农户家庭采纳行为主要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稳定期农户家庭采纳行为主要受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的正向影响;赡养期农户家庭的五项资本禀赋对其采纳行为均呈现正向显著影响。因此,提出多途径综合提升农户资本禀赋水平、充分考虑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农户家庭的差异和多措施提升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等建议。     

大都市郊区农户使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郊区20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讨分析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影响化肥使用量的因素,为促进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合理使用化肥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北京郊区20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对影响农户使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农产品商品化率、农产品的预期收入与农户施肥强度有显著正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土地属性、对环境的认知、测土配方技术和土壤深松技术推广、有机肥补贴政策对农户施肥强度有显著负影响。【建议】结合大都市在资本、市场、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户健康、环保方面的培训与宣传力度、加快土壤深松和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强化有机肥补贴和供给政策,同时要加强农产品的标识管理、加快农产品认证制度建立,在引导或管理使农户科学合理施肥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目的】探讨分析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影响化肥使用量的因素,为促进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合理使用化肥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北京郊区20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对影响农户使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农产品商品化率、农产品的预期收入与农户施肥强度有显著正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土地属性、对环境的认知、测土配方技术和土壤深松技术推广、有机肥补贴政策对农户施肥强度有显著负影响。【建议】结合大都市在资本、市场、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户健康、环保方面的培训与宣传力度、加快土壤深松和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强化有机肥补贴和供给政策,同时要加强农产品的标识管理、加快农产品认证制度建立,在引导或管理使农户科学合理施肥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的影响

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盘活土地资源,推动乡村振兴,也是关乎脱贫攻坚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是否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较缺乏实证研究.基于全国有代表性的947个农户实地问卷调查样本,采用Adaptive LASSO Logistic等模型深入探讨土地流入、土地流出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流入土地、流出土地分别是Adaptive Lasso Logistic模型筛选的因素,但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产生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即流入土地的居民能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而流出土地则相反.此外,受教育年限和是否兼业农户也对农业经营性增收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确切产生影响,有必要做好相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农技推广服务外包农户支付意愿及支付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种植业农户的调查

有效的农技推广是农业科技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农技推广服务外包是当前农村地区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主体缺失背景下,解决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有效劳动力结构失衡的重要途径。基于对山东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农户的调查,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区间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支付意愿及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对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愿意支付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的比例分别为42.36%和60.53%;农户大多愿意从技术服务带来的收益中每百元拿出5-30元进行支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种植成本和作物用途、对技术服务作用的认知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技推广外包服务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级政府需继续强化对农技推广服务的支持;引入农技服务人员和农户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各参与主体开展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教育与培训等政策建议。     

农户水禽养殖新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探索农户水禽养殖新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养殖新技术推广应用,发展健康高效的水禽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8省(市)水禽养殖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农户水禽养殖新技术的采用意愿,探讨农户采用养殖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采用养殖新技术的意愿普遍较高,83%的受访农户表示愿意采用养殖新技术。年龄、养殖场规模、新技术风险程度的主观判断、掌握新技术难易程度的主观判断、距农业推广机构的距离对农户采用新技术意愿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养殖年限、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是否得到国家政策扶持、是否获得贷款对农户采用新技术意愿有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基础教育建设,在水禽产业中设立进入和退出门槛,鼓励养殖户持续经营;加大养殖新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力度,完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体制;加大对水禽产业的扶持力度,创建完善的农村信贷服务等具体措施。     

农户选择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不同贷款选择的对比分析

基于宁夏94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比分析农户不同贷款选择影响因素的异同,探寻影响农户选择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行为的特殊因素.结果表明,所在地、性别、文化程度、农信社数目对农户选择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具有负向影响,劳动力数目和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户选择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具有正向影响.另外,研究还发现,农信社服务态度对农户融资选择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与农户意愿相背离.并提出推进农村基层服务网点建设、鼓励多元供给主体的加入、推广农业保险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补贴政策等对策建议.     

南疆四地州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调查了南疆四地州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现状，了解了当地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找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基本特征方面，农户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是否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农户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总人口数、非农就业人数、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方面，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土地块数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部环境特征方面，当地农户享受农业综合补贴力度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推进南疆四地州土地流转工作有序推进，应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强农户非农就业培训，以农户就业促进土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转变农户对土地的过分依赖意识；建立纠纷调解机制，保障农户利益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分工深化视角下农业迂回生产与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分析——基于江西水稻种植户调查

农业分工深化关键在于提高农业迂回生产程度,将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相结合进行分析,探寻适度规模经营下分工深化的路径和发展模式,从而推动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转化。以分工深化——农业迂回生产为理论突破口,结合分工深化、农业规模经营相关理论,基于江西623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农业分工深化迂回生产之间影响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迂回和人力资本迂回显著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迂回程度越高,农户规模经营意愿越强,物质资本迂回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相对更强;农业机械服务、化肥农药种子服务、雇工服务等方面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规模经营呈显著正向影响,劳动用工来源、农户兼业等情况对农户规模经营影响相对较弱。因此,提出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大雇工经营等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农业迂回生产程度,推动农业分工进一步深化,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关系网络、农户分化与农地转出行为研究

在中国农村地区,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关系网络、农户分化和农地转出行为的分析线索,利用陕南3个地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探讨农户分化在关系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3.4%的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但转出户的农地转出规模相对较大,平均每户的农地转出率为65.9%。关系网络中的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分化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促进作用要强于关系网络。但是,农户分化抑制了强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促进作用,增强了弱连接网络对农地转出规模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构建农地交易平台时应充分发挥关系网络信息共享和建立信任的优势;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与提供就业信息等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农地流转正式制度;让农户分化后扩大的弱连接网络与资本、企业家能力相连,推动农业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