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就是走出生机来

“走转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中宣部等五部门为了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目的是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然而，仔细推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常态。     

基层官场生态的冲突与变异

何以今天的基层官员似乎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很多人说基层官员的形象被“误读”了，而“误读”的背后其实有着当前我国政治生态环境、干部选拔机制设计以及基层官员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客观原因。     

农行湖北黄冈分行：践行群众路线 倾力帮扶基层

农行湖北黄冈分行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密切联系群众，开展了机关与基层“一对一”挂点帮扶活动，通过帮扶，帮助基层解决经营、管理难题，提高基层核心竞争力。     

播撒科技火种 点燃致富希望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基层农技推广战线上，活跃着这么一批新生力量，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工作起来来却有勇有谋、精明干练，时不时还能为农民致富提出些非常科学的“金点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三支一扶”支农大学生，他们积极投身基层现代农业建设，把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带到了基层农村，利用自己所学的科技知识在基层农村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致富浪潮。     

沁阳市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工作实践初探

河南省沁阳市连续五年被评选为全国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补助项目实施单位，有着制度完善、运转协调、保障有力、高效精干的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沁阳市以农业现代化为主导，形成了“主导产业+试验示范+科研院校+网络书屋+人才队伍+科技示范+辐射带动”为一体的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探索“三员合一”模式，解决技术推广工作“最后一公里”问题。文章通过分析2011~2016年沁阳市基层畜牧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农业部门和农技推广人员提供参考。     

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的启示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由人民群众自发创造的宝贵基层治理经验，是党建引领下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样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之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法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完美结合的中国典范，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是传承发扬这一“传家宝”的重要举措，是“枫桥经验”走向国际化的路径之一。通过建立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预防性法律制度、“数字+法治平台”等多项创新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法治化的进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建议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提高基层党建的法治化执行力，抓紧抓实诉源治理、诉调衔接，进一步完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加快出台多元化纠纷机制的国家立法，善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普法教育效果，培育全民信仰法律、善用法律的良好法治环境。     

农村社区“微治理”的运行机制与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空间。目前，部分农村社区已展开“微治理”的实践探索，其运行机制主要包括4个方面：党政部门牵引式凝聚合力、治理空间下沉式缩微规模、多元主体横向式协作行动和制度确权精准式满足需求。为完善农村社区“微治理”模式，本文探讨了农村社区“微治理”的改善路径，即培育“微组织”凝聚多元共治新合力、激活“微空间”激发基层阵地新活力、统筹“微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新效力、打造“微产业”重塑基层治理新动力。     

敢为人先，善闯；甘为“人师”，愿教——“菜王”王乐义谈怎样当“村官”

“村官”——中国近年才出现的一个对广大最基层农村干部的新称谓。大多数的时候，它的涵义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村”，这个与亿万农民相联系的字，隐谕着它的平凡；二是“官”，是不占编制、靠每位乡亲的选票决定的“官”，却代表着党和政府在农村社会最基层的形象，行使着一部分“官”的职能。人数众多的村官，带领着农民或曾经的农民，夯实着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三同”莫变味

近年来，许多地方搞了县、乡干部与农民“三同”的“鱼水工程”。干部下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许多地方已成为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但在有些地方看似热热闹闹的“三同”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不能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三同”成了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甚至成了增加基层负担的“大呼隆”。有些干部下到乡村，进的往往不是群众的“万家门”，而是村干部的“独家门”；有的干部即使来了，也是到村干部家里坐一下就走了，与农民照面都不打一下；而最让农民反感的，还是那些打着“三同”旗号搞“清欠”的“促农团”、“鱼…     

邵武市启动农业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

邵武市获批2009年“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由国家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下达，自2009年9月起开始在全国770个县进行试点。旨在满足农民科技需求。提升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服务能力．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试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

在社会管理中，作为主力军的基层检察机关，应以注重民生为宗旨，做好“两个环节工作”，做到“三个积极推进”，打造良好地宣传氛围，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浅议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如何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就要认识到国企党建存在的问题，发动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积极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国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研究

乡村振兴是在我国已解决绝对贫困的大背景下，巩固现有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本文通 过对于天水谷地A 村的案例，分析在采用“保障-参与-反馈-响应”模式指导下乡村振兴的优势。以“参与-反馈”凝聚 村民力量，激发村民积极性，以资源流转为基础促进产业振兴。基层党组织在“保障”模式下建立返贫防护网。在前三 者构成的内源系统外，乡村企业，合作社，基层党组织通过“响应”模式与政府和市场建立信息连接，完成内外信息的反 馈，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村民自治——“三治融合”的核心动力

“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对于中西部资源贫困型村庄更需要重点关注“三治融合”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实效的核心动力。以贵州省大多数资源贫困型村庄为例，“熟人社会”冲击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半熟人社会”使得原子化村庄呈现出“分裂”和“竞争”的状态，分析认为，群众共识（法治）和道德规范约束（德治）无法形成礼法兼具的共同体，因此村民自治成为了“三治融合”长效发展的核心动力。应让乡土社会中的自治“无为”变成自治“有为”，进一步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履行社会公共责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走好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构建简约高效的首都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基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经验的分析

实现城乡有序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首创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新时代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探索了一条新路。此项改革关键的是处理好“赋权”“下沉”“增效”三者的关系，通过明责赋权优化职能、建立综合执法平台，引导社区和区属单位在职党员 “双报到”，有效凝聚治理合力，逐步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进一步推进首都城市基层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和科学化。     

新形势下办好基层“两校”的思考

乡(镇)党校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通称“两校”。乡(镇)“两校”作为基层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其主要职能就是培训基层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村组骨干和农村适用科技人才。因此，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支素质高的基层干部队伍，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是新时期赋予基层“两校”的重要职责，是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必然要求。     

"平桥模式",见证基层医疗体系成长

“平桥模式”是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破解基层医疗体系发展难题的积极探索，见证了基层医疗体系的成长。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会治理矛盾问题的产生逻辑与策略——基于东北诸村的实地调研

矛盾冲突是农村社会治理的症结，化解农村治理矛盾是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对东北诸村实地调研发现，治理活动中的冲突按主体分成基层政府与村民、村委会与村民、基层政府与村委会3类，包含现实与非现实冲突。这些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转机，其发生逻辑与治理责任的运动有关。村委会治理责任的“失位”让基层政府承担了“错位”责任，引发各类治理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责任入手，厘清治理责任，用党建引领治理责任的履行，并在外部构建保障机制，共同推动治理责任“归位”,常态化解治理矛盾冲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新郑市新型农技服务体系收到良好成效

自《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下发一年多来，各地在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上加快了步伐，如安徽、上海等地按区域设置农技推广机构等。而河南省新郑市农业局从2004年就进行了一场“无痛改革”，在一不动人、二不要钱、三不要物、四不撤并机构的情况下，探索出一套“公益性＋经营性”金字塔式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漫话

你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不要拘束。大家都来自基层，其实中南海你们应该是“主人”。——日前在中南海会议室里坐着1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基层的群众代表，温家宝总理微笑着对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