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三省的实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逐渐受到重视,而农户参与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必然性。文中利用中国山东、安徽和重庆三个地区的430个微观数据和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此反映农户在生活垃圾治理中的供给意愿。研究结论表明: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户对污染行为评价和政策认知是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存在异质性,低、中、高三档次支付水平概率预测分别为25. 02%、58. 44%、16. 54%,且渝、皖、鲁的农户支付意愿呈现自西向东递增的样态。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坚持因人而异,将女性视为关键群体;要坚持因势利导,创新宣传渠道和形式;要坚持因地制宜,设计差别化的收费方案。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往往导致农村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失败。因此,厘清导致悖离的因素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271户问卷调查数据,首先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农户支付行为与支付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然后运用ISM模型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农户年家庭人均纯收入、筹资额度高低的认知、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环境改善效果的认知、社会网络6个因素对农户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筹资额度高低的认知属于表层直接因素,农户健康状况、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环境改善效果的认知属于中层间接因素,社会网络和村人口密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农户付费制度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中基于1753份农户调研问卷，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农户付费制度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效应及影响机制，并比较不同村庄、家庭的组群差异。研究表明，农户付费制度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绩效，且对近郊村、有补贴、务工距离近的农户家庭的影响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户付费制度通过个体持续管护与集体持续管护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绩效。为此，逐步在有条件地区实现农户付费制度的全覆盖，依托付费构建政府与农户的联动机制，更好地促进环境整治工作的稳步推进。     

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疆三地州1077户的调研数据

农村居民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活动中去，对于切实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改善、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中选取南疆三地州1077户农户为调查对象，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政府支持、是否有补贴、补贴满足成本、财务透明度、农户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的满足程度、参与管护对提高管护效率是否重要、政策认知等8个变量会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外出务农占比、基础设施完好程度、补贴发放时间等4个变量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并不会对参与意愿产生影响。     

传统绿洲农业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和田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户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而农户对土地的流转意愿直接影响流转行为。通过对新疆和田地区7县1市43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和524份农户调查问卷,建立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传统绿洲农业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土地流转和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家庭人口、户主汉语水平、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以及是否愿意在城里购房等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非常显著的因素;影响和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与我国中东部地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根据主要影响因素,从劳动力转移、土地政策实施力度、农民文化素质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农户人居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黔东南州533个农户调研数据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夙愿的现实需要。文中通过构建农户人居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测量维度，围绕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利用黔东南州533个农户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户人居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村生活时间对农户人居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学历越低、家庭年收入越少、需求程度越低和信息公开越少反而农户参与行为发生概率越高。3)农户身体越健康、家庭离村委会越近、家中耕地面积越多、对治理项目了解程度越高、越认可人居环境治理和社会关系网络越好，则农户参与行为发生概率越高。综合看来，少数民族地区农户人居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治理需同农村文化习俗、经济水平和地理条件相协调，同农户实际需求相适应。     

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

基于对黄土高原区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二元Probit模型,探析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支付意愿与支付方式影响因素,重点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64.32%的农户愿意支付,且平均支付意愿为94.16元/亩,其中,81.68%的农户选择以投钱为主,18.32%的农户选择以投劳为主。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同质性关系相比,异质性关系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收入、政府投资、合作社参与情况、农户认知特征、户主文化程度等对农户支付意愿有不同影响;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规模、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比率、政府投资、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等是影响农户支付方式的主要因素。     

中心城市社区公共绿地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居民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改善社区公共绿地是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基于随机价值理论,充分考虑居民偏好的不确定性,以沈阳市、太原市、北京市、南京市和广州市5个中心城市40个社区的居民调查为例,实证分析了其对社区公共绿地改善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价格升序和降序价值引导技术下居民在给定价格水平上给予肯定回答的占比差异不大,但沈阳市和太原市居民给予肯定回答的占比均低于其他城市。2)价格升序引导技术下,所有城市受访居民支付意愿均值的样本平均数为18.35元/年,标准差的样本平均数为2.72;降序引导技术下,均值和标准差的样本平均数分别为18.57元/年和2.48。3)南北方城市居民支付意愿分布有所差异,南方城市支付意愿均值和标准差均高于北方城市。4)微观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对居委会的信任度、收入水平、家庭结构、风险偏好及对社区绿地覆盖率的满意度对支付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环境质量状况感知、年龄及距绿地的距离呈显著负向影响。5)宏观因素中居住区域及居住社区类型对支付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居住城市呈显著负向影响。建议贴合居民预期与需求、重视社区绿地空间再造、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及增强居民社区认同感和归...     

城镇居民公益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932个调查样本,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城镇居民公益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72.32％的城镇居民愿意为公益林建设付费.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生态环境关注度和对公益林重要性的认识等因素对居民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住宅与森林的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户外活动时间等因素影响不明显.     

农户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作物秸秆市场流通是改善农村环境、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利用湖北省394位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Binary 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农户参与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73.35%的农户具有参与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意愿。经济价值感知越强、农业收入型家庭、所在村庄配有作物秸秆处理设施、对当前农村环境满意程度越低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相对更高。据此推动秸秆产业化发展、提倡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户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经济价值感知及完善作物秸秆"收储运"市场流通体系等政策有助于农户参与到作物秸秆市场流通体系。     

城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实施依据和定价思路

传统观点将污染者付费原则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的依据,存在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误用;由于忽略了生活垃圾管理的公共服务属性,建立在外部性内部化的定价方法存在偏差。文中追根溯源,从内涵、目的、应用领域及演变视角,辨析了污染者付费的适用性和使用者收费作为生活垃圾计量收费依据的合理性;并从公共政策视角,分析了最优费率与政策收益、政策成本的关系,提出了计量收费政策费率确定的新思路。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制度约束与社会规范的视角

现实中一些农村居民具有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行为却与之悖离，阻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进程。基于外部性理论，从制度约束与社会规范两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悖离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利用太湖流域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个体感知与邻里关系的中介作用，最后讨论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1)制度约束、社会规范均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但制度约束的效果优于社会规范。2)从影响路径看，个体感知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而邻里关系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异质性分析发现制度约束与社会规范对不同年龄、学历的农村居民影响不同。文中研究为优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三权分置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支付意愿研究

基于新疆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方式偏好,比较耕地流转农户与非流转农户支付意愿和支付方式偏好的差异,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88. 87%的农户愿意为保护耕地质量支付劳动或资金,农户资金支付意愿水平为89. 82元/亩,劳动支付意愿水平为6. 94天/亩,综合支付意愿水平为294. 56元/亩。非流转农户偏好于劳动支付方式,流转农户偏好于资本支付方式,流转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综合支付意愿水平显著低于非流转农户。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是耕地特征和政策因素,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熟悉程度、参与订单农业生产、农户身体健康程度等因素。新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应该提高补贴标准,采用资金补贴、物化补贴、技术补贴等多种方式进行。     

关中地区农民水价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关中地区农民水价支付态度基础上,实证研究愿意付费农民的水价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民已经具有较好的水商品意识,少数农民不愿对灌溉用水付费,首要原因是收入低没有支付能力,其次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灌溉是国家责任不应由农民承担;再次是对灌溉服务不满意。愿意付费农民的亩次水价支付意愿均值为62.5元,不同农民水价支付意愿差别较大;实证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供水数量、供水质量和水费收取公平性均对农民水价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灌溉次数对水价支付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

针对农村地区大量耕地撂荒以及土地流转无法解决农村土地弃耕的问题,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619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对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有经济补偿是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首要因素;样本农户中,户主年龄大、农业收入低、耕地面积小而且离县城距离适中的农户选择愿意退出土地的比例较高;另外,户主为男性、单身、家庭成员多、劳动力数量少,地块数量多,家庭中有成员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无成员参加农村居民医疗保险,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的概率更大。     

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认知与支付行为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上中下游2133个居民调查数据

通过对塔里木河流域上、中、下游12个样本点2133个居民的调研,运用CVM理论结合Tobit模型,多因素视角从空间分析不同类型居民的生态认知与支付行为。研究发现:1)居民的生态认知、支付意愿与支付方式在空间呈现非均衡性和差异性,居民属性、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客观情况,以及对环境问题关注度、对政府工作的信心等主观意识是重要影响因素。2)下游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较上、中游高20.19%、12.02%。其中,上中下游不同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居住年限受访居民的支付意愿差值分别为9.22-21.77%、2.1-32.66%、36.08-39.47%。3)上游及部分城镇居民更愿意支付货币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及部分农村居民生产条件较差,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平均有66.01%受访者选择参加义务劳动保护生态环境。4)上中游居民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正相关,下游却无显著关联,收入水平仅影响其支付方式。5)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有强烈的家园情怀,即便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但通过义务劳动保护环境的比重高达71.43%。研究结果表明:上中下游资源禀赋的差异、经济发展与对资源依赖方式的不同、生产生活区环境的敏感与脆弱程度的多样性及不同区域居民生态群体意识的差别,成为影响居民保护环境、拯救塔里木河危机的认知和决策在空间呈现异质性的主要因素。     

情景模拟下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研究——基于河南省801户农户的实证

通过设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Ⅰ)和耕地保护基金(Ⅱ)两种情景,模拟研究了粮食主产区农户对不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预期效应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情景Ⅰ城乡结合部和典型农村受访农户认为家庭生活水平有提高的比例分别为36. 71%和41. 99%,而情境Ⅱ下的比例分别为76. 58%和80.25%。相比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保护基金对农户的家庭生活水平改善更为明显。2)情景Ⅰ城乡结合部和典型农村受访农户表示愿意维护耕地质量的比例分别为77. 22%和84. 60%,愿意管护生态环境的比例分别为68. 35%和78. 85%;而相应情况下农户对情境Ⅱ的感知结果分别为85. 44%和89. 89%、77. 22%和85.23%;故在两种模拟情景下,受访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均较高且无较大差异。3)农户分化特征对不同情景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感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闲置宅基地退出是实现耕地保护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把握农户的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宅基地退出机制至关重要。文中采用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对河南省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其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性,高城镇化率地区农户退出意愿高于低城镇化率地区,丘陵地区农户退出意愿高于平原地区。其中,"对退出结果的预期"、"生计类型"、"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度"、"家庭年收入"、"闲置宅基地数量"与农户退出意愿均呈显著正相关;"附属建筑新旧程度"、"家庭规模"、"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与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尊重农民意愿、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有利于提高农户的退出意愿,促进农村闲置宅基地合理有序的退出。     

基于CVM的农户水价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掖市甘临高三地为例

科学合理的水价制度有助于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农户作为农业灌溉用水的主体,在制定与实施水价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他们对水价的态度和承受能力.文中以黑河流域张掖市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为例,设计问卷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利用条件估值法(CVM)评估了农户对农业灌溉用水水价的支付意愿,通过列联表方法分析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的水价平均支付意愿为75.37元·亩-1;2)影响因素分析中,支付意愿与总播种面积、玉米播种面积、灌溉用水类型、家庭总收入、家庭主要劳动力年龄、个体风险认知和所在区域7个因素显著相关(Approx.Sig＜0.05);与灌溉方式存在较明显的相关关系(Approx.Sig＜ 0.1).研究结果证明,运用CVM评价农户对农业水价的承受能力具有一定实践意义,可为水价改革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

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依据,利用陕西省安康市256个农户调查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农户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理性尚处在"生存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过渡阶段,经济理性是促使农户搬迁的主要动机;家人意见、已搬迁户意见、邻里和村干部意见对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