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生态认知与农户地膜回收行为研究——来自新疆1056户棉农调研问卷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提高我国地膜回收率,防控"白色污染"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中以新疆1056户棉农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s模型研究社会规范、生态认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地膜机械化回收行为和地膜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规范和生态认知水平在不同的地膜回收行为群体之间呈现显著差异;社会规范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污染认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地膜机械化回收行为和地膜资源化处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重要性认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保护成本认知增加会降低农户地膜回收和资源化处理意愿,但是能够提高农户机械化回收地膜意愿。     

政府规制如何影响农户绿色创业意愿?——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文中基于山西和陕西两省788户创业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规制对农户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政府规制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创业意愿.2)绿色创业认知在政府规制影响农户绿色创业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1.33％.3)绿色创业的环境友好性、前景广阔性...     

消费者快递包装分类回收行为研究——基于心理认知、社会互动的双重视角

基于河南省、吉林省、陕西省1147个消费者微观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心理认知、社会互动双重视角对消费者快递包装分类回收行为(回收决策和回收程度)的影响，并对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和政策宣传的调节效应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认知中的责任认知、生态认知和社会互动均显著正向影响回收决策和回收程度；行为意愿在心理认知、社会互动与消费者快递包装分类回收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策宣传能够正向调节行为意愿与消费者快递包装分类回收行为之间的关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回收程度，月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回收决策和回收程度，网购次数对回收决策和回收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消费者的环境责任认知、生态认知，注重消费者社会互动网络的搭建，加强环保等政策信息宣传，能够促使其积极参与快递包装分类回收，进而提高快递包装分类回收决策和回收程度。     

生态教育对大学生农业环境保护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1114份农林类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大学生的环保行为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高校生态教育影响学生农业环保意愿的作用机制的关注较少,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对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缺乏实证检验。文中基于1114名农林类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等对其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利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1)生态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环境保护意愿,经济价值认知、健康价值认知和社会价值认知是生态教育的重要中介传导途径,其中经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更强。2)公共卫生风险感知正向调节了健康和社会价值感知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3)在经历公共卫生事件后的学生健康意识、加入生态环境协会与其环境保护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由此提出强化高校生态教育、促进学生环境保护的经济、健康、社会价值认知和公共卫生风险感知提升等对策建议。     

航空旅行者碳补偿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规范激活理论的综合研究框架

基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乘客的一手调查数据,文中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融合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中的核心变量,构建研究模型,系统解释了航空旅行者碳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责任意识和社会规范正向影响航空旅行者进行环保的行为态度、行为控制和个人规范;社会规范、行为态度、个人规范和行为控制均会提高航空旅行者的碳补偿支付意愿;行为态度在社会规范和碳补偿支付意愿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公众生态文明认知-行为逻辑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疫情期公众调查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着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公众的基本素养,公众是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基本群体。基于新冠疫情期的线上1867份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公众生态文明认知-行为特征,分析了认知-行为的逻辑路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结果表明:客观条件对公众生态文明内涵认识、认知态度以及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内涵认识通过中介变量认知态度对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性别、年龄、学历、居住地、家庭经济对公众认知-行为影响显著,自我判断家庭经济情况对城镇公众的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影响显著,疫情期间的身体状况对乡村公众的认知-行为影响显著。结果提示:应着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公众生态文明宣传教育,重视提升公众的基本素质,制定城乡差异化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策略,增强特殊事件期的公众生态文明行为引导。     

基于TPB-PMT理论的农户休耕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保护动机理论，构建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户休耕意愿的理论框架，并利用生态严重退化区甘肃省635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脆弱性、感知严重性、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能够显著提升农户休耕意愿，农户反应成本、回报因子会显著降低农户休耕意愿。2)感知严重性和回报因子对休耕意愿的直接效应均大于其通过行为态度的间接效应。3)劳动力外流对主观规范、感知脆弱性正向影响农户休耕意愿的路径具有抑制作用，对自我效能、反应效能正向影响农户休耕意愿的路径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秸秆处理为例

基于陕、晋、甘、苏、皖五省102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保护动机理论以秸秆亲环境处理为例研究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各认知调节因子对农户秸秆亲环境处理行为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严重性、易感性、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对农户秸秆亲环境处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回报因子及反应成本对农户秸秆亲环境处理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各正向认知调节因子对农户秸秆亲环境处理行为的影响程度排序为:自我效能>易感性>反应效能>严重性,反应成本对农户秸秆亲环境处理行为的影响程度略大于回报因子。此外,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及只从事农业劳动也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秸秆亲环境处理行为。     

山西省蒲县农户对电力替换煤炭的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被动能源转型中,农户意愿作为能源消费的重要抓手,对能源政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们的被动能源转型意愿普遍不高,为提升农户能源转型意愿,提高政策效率,我们以山西省蒲县推出的电力替换煤炭政策为例,根据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高、中、低三种收入水平农户能源转型意愿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主观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低收入农户转型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因子载荷分别为0.348和0.396;(2)感知行为控制对中等收入农户转型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因子载荷为0.746;(3)主观规范对高收入农户的能源转型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子载荷为0.760。这一研究结果为被动能源转型政策的精准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下牧户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牧户亲环境行为是实现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文中以三江源地区牧户为调研对象,使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牧户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同时引入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在牧户风险感知与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1)牧户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环境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2)环境规制对牧户风险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约束型、引导型和激励型规制均能正向调节牧户风险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据此,文中从提升风险感知水平和健全环境规制制度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宣传教育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机制——环境情感的中介作用及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文中以环境情感(未践行垃圾分类的愧疚感、践行垃圾分类的自豪感)为中介变量、道德认同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宣传教育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机理模型,分析了环境情绪(未践行垃圾分类的愧疚感、践行垃圾分类的自豪感)及道德认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389位普通居民的问卷调查,并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及bootstrap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宣传教育正向影响环境情感(未践行垃圾分类的愧疚感、践行垃圾分类的自豪感)及垃圾分类意愿。2)环境情感(未践行垃圾分类的愧疚感、践行垃圾分类的自豪感)在宣传教育和垃圾分类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3)道德认同调节了以上关系。     

社会学习、环境认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基于山东、陕西、甘肃省710份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会学习、环境认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认知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90;(2)社会学习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有直接负向影响,并通过环境认知也会间接负向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00、-0.010。据此提出:政府应建立亲环境行为补贴制度,降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时所承担的短期成本和风险,在宣传过程中注重知识的全面性,提升农户环境认知水平,设立实施亲环境行为示范户,规范社会学习途径,促进农户向亲环境行为转变。     

社会资本、信息可得性与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来自内蒙古534户种植户调研问卷

订单农业参与率低是制约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文中以内蒙古534户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农户的社会资本、信息可得性与订单农业参与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信息可得性对农户的订单农业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同时,社会资本在信息可得性对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昆虫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

昆虫是世界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类群。本文综述了昆虫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主要包括支撑家蚕和蜜蜂产业,服务绿色种植产业,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缓解蛋白资源短缺等方面。     

内蒙古沙区苁蓉产业发展效益评价

有效评价沙区生态产业效益情况,对准确、合理制定发展战略、有效推动沙区"产业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文中基于对沙区典型生态产业的实地调查,以沙区-苁蓉产业为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一级指标层和8个二级指标层构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运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效益评价的基础上,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阿拉善盟沙区-苁蓉产业发展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不过2016年开始增长趋势变缓。经济效益对沙区-苁蓉产业效益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波动情况关系到综合效益的走势;生态效益逐年上升;社会效益较为稳定。(2)经济因素是影响沙区-苁蓉产业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其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养殖规模、外部约束与生猪养殖者亲环境行为采纳研究

生猪养殖者采纳亲环境行为对有效防治畜禽养殖面源污染至关重要。基于全国8省1484个生猪养殖者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和Tobit回归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类外部约束和社会规范类外部约束对不同养殖规模生猪养殖者采纳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养殖规模越大,生猪养殖者采纳亲环境行为的概率越大;外部约束对生猪养殖者亲环境行为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环境规制对大规模生猪养殖者的亲环境行为采纳影响显著,社会规范对小规模生猪养殖者亲环境行为采纳影响显著。因此,完善规模养殖的激励补贴政策、适度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合理发挥环境政策和社会监督双重力量,因地制宜和因户制宜地引导养殖者自主采纳亲环境行为,对优化生猪养殖者行为决策、完善相关政策和推动养殖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信任、奖惩政策能促进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吗?

文中基于江苏省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奖惩政策对农户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意愿及行为产生偏差的抑制作用。调查及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虽具有较高回收意愿,但缺乏自主回收行为,两者存在较大偏差。农户间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回收意愿和行为正一致的概率分别提高7.22%和10.0%,产生悖离和负一致的概率分别下降4.74%、8.51%和2.47%、1.51%。农户在有奖惩政策地区比没有的地区回收意愿与行为正一致的概率提高8.95%,负一致和悖离的概率分别下降10.5%、1.69%。另外,社会信任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政策的实施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在绿色化生产中,奖惩政策是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首要因素,但社会信任的引导与约束也是必要的,政策强制性制约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基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绿洲城市土地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以甘州区为例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影响地区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健康程度。基于甘州区2001-2008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建立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指标,结合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对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益风险及其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借助GIS技术与相关统计分析方法,对甘州区2008年土地利用/覆被现状存在的生态风险进行空间量化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8年,甘州区土地利用/覆被存在的生态风险集中在耕地和未利用地,两者的比例占全区总面积的87.32%;② 甘州区土地利用类型研究期内发生了复杂的相互转换,地类交错地带生态风险尤为显著;③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的上升,反映出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④ 甘州区2008年较2001年的土地综合风险指数有所上升,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潜在的生态风险。     

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基于渭河流域572户的微观实证

文中基于渭河流域572户城镇居民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信任在风险感知与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渭河城镇居民对其无法归还贷款的财务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对其有能力改善渭河流域生态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了解程度、对保护上游环境可以改善所属地区生态环境的认知风险感知以及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2)政府行政行为信任和角色威望信任均显著正向影响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3)政府信任在认知风险感知与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其中政府角色威望信任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据此提出了提高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