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乡村居住形态转型中政府行为考量

分析了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渊源,总结了苏南乡村居住形态重构中政府行为存在的隐忧,认为公众认同是政府行为正当性的重要基石,理想的政府是尊重个人权利的"有限政府"、向人民负责的"责任政府"和秉持公道的"道义政府"。强调以国家向农民赋权为起点,以建立国家与农民契约互动关系为核心,从"结果"到"过程"构建一个政府合法性完整的求证"链条",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必然要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角度分析认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治理结构主要指政府、农民和医疗机构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制度安排。进一步将政府、农民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博弈以及不同层次政府、不同医疗机构、不同层次农民的博弈纳入分析框架,得出结论:新型农村医疗制度治理结构的设计要满足政府、农民和医疗机构三方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基于协调博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探析

通过构建协调博弈框架,对城镇化进程中参与博弈的地方政府和农民主体的偏好、相互间的策略互动和一致性行为进行分析.分析了导致协调失败的因素:地方政府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力强制推进城镇化进程,博弈参与人之间互信机制的缺失以及博弈参与人预期合作的成本过大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协调失败、实现新型城镇化良性发展的对策.     

我国城郊村农民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对策研究——以西安南双凤村选举个案为例

以西安南双凤村选举为例,对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凸显出的农民政治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并提出通过提高干部素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加强教育文化建设、完善选举制度、保护农民基本权力等措施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消解农民参与选举的制约因素。     

权益保障视角下农村教育脱贫的制度安排

农村教育脱贫是保障和实现农民教育权益、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有效手段、基础条件和重要保证。加快农村教育脱贫必须构建"以县(市)级政府为管理主体,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的农村办学体制;构建城乡教育互动交流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救助制度。     

四川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四川省南充市23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对农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现行制度下,有82.17%的农民愿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实际参加的只有11.3%.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对利益的心理预期,过度自信及从众心理等心理因素对参与意愿有重大影响.政府应充分考虑农民的不同心理需求与参与意愿,制定更为合理的制度.     

东西部农民政治冷漠比较分析——以浙江龙游县和四川东兴区农民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农民政治冷漠的不同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不管是"不参与"还是"象征性参与",西部农民都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冷漠;原因在于东西部农民自身利益观、文化程度和民主意识的不同,而经济是否发达和制度是否健全更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农民的政治冷漠问题的不同对策:对西部主要应该发展经济和进行制度建设,而对东部可以加大政治宣传力度和加强网络参与。     

PPP模式行政监管权之生成逻辑及配置

行政监管权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政府所享有的核心权力,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同为国务院权力分支且有不同权力范围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量,意欲借政策主导甚至立法牵头将监管权整合到本部门,可能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双重监管主体,呈行政主导立法倾向,偏离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生成逻辑,将造成法律不和谐不统一。现实立法实践中呈现的重视立法信息,主张立法的广泛参与、有效互动和利益权衡的博弈立法有可能纠正现实中的行政立法主导偏误,使PPP模式立法中行政监管权制度设计符合其生成逻辑。     

贵州省台江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初探——基于农民参与的视角

乡村旅游既是旅游开发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对贵州省台江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利益主体、开发形式以及对农民参与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的剖析,客观审视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环境状况,提出要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和能力,并要形成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保障机制。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是当代我国行政的纲领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意见》和之前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行政决策提出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公众参与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尤其是防止行政决策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本文在提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社会需求、描绘目前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的现状和困境后,重点讨论如何从基础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层面来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     

Participation,empowerment, and farmer evalu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PM technology generation in Nicaragua

The heated debate over the limited impact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in Central American agriculture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IPM technology generation. CATIE/MAG-IPM Nicaragua initiat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prototypic models with tomato farmers in the Sébaco Valley, in 1990–91. I created two ideal types from the literature: the scientist-led and farmer-led models. Each model was represented by three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1) technology generation process, 2) IPM technologies and farmer opinion of IPM, 3) forms of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by farmers and scientists, and 4)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two model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ology consisted of intensive pre- and post-program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insect and production variabl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armer 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two models. In the farmer-led model, farmer participation was greater than in the scientist-led model in number of farmers and farm units involved. They achieved five forms of influence, and six out of eight levels of empowerment in the farmer-led model. In the scientistled model, farmers achieved two forms of influence and two out of eight levels of empowerment. Farmer evaluations were varied and complex. In general, farmers in the scientist-led model encouraged CATIE/MAG-IPM to host more meetings and expand farmer involvement. In the farmer-led model the farmers enjoyed the biological informa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discussion. They suggested changes for future meetings.     

基于AHP的旅游社区增权评价研究——以罗布人村寨与塔西河乡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在对新疆罗布人村寨与塔西河乡两个旅游社区参与旅游状况和增权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旅游社区增权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罗布人村寨和塔西河乡两个社区的增权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社区增权研究提供现实案例。     

猪肉销售商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济南3市636位销售商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上海、济南3个城市636位猪肉销售商的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猪肉销售商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批发市场与农贸市场的猪肉销售商参与可追溯体系的水平参差不齐,仅有28.62%的销售商所售猪肉具备可追溯能力。就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而言,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目前猪肉销售商多为中青年人,学历普遍较低,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重要性认识程度较为一般。分析发现,采购关系、销售年限、销售利润、销售业态、关注程度、惩治力度、监控力度与年龄显著(P<0.1)影响销售商的参与行为。据此提出加强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工作、给予规范实施可追溯体系参与行为的猪肉销售商适当奖励、政府相关部门和市场管理方应加强对猪肉销售商的监管力度等建议。     

NGO参与：农业灾害防治的新思路

农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作用,农业灾害的预防、治理和救助理应从始至终,贯穿全局。当前我国防治农业灾害的主体为政府、市场和农民,但政府和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且3个主体间配合程度不足。NGO是普通公民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完善农业灾害防治体系的有效路径。NGO协同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共防共治的格局,对农业灾害防治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渔业协会与政府关系的演化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渔业协会与政府关系的演化遵循着国家主义、国家法团主义、社会法团主义这一路径。在计划经济时代,渔业协会生存的空间狭窄,完全受政府掌控,为行政编制或事业单位编制,被整个纳入国家体制,基本上是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与政府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主义。在经济转型期,渔业协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和较多的生存空间,承担了政府尝试让渡的一部分管理与服务职能,但仍处于受钳制型地位,政府不敢完全放开,仍然通过数量和种类的限制、领导人选择、代表性垄断等手段对渔业协会实施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控制,两者的关系演化为国家法团主义。预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渔业协会将获得相对独立型地位,承担的管理与服务职能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与政府相互增权而不是对抗,但仍受到政府的非强制性控制,两者关系反映的是社会法团主义,而不是多元主义的镜像。     

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思考

现阶段,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遏制政府机关的腐败问题,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密切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     

网格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S县为例

基层是社会治理最深厚的支撑点和最基础的单元。网格化治理为基层创新提供了有效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通过对安徽省S县网格化治理实践的个案观察,以内容分析法对该县网格化治理的文本资料进行挖掘发现,S县的网格化治理呈现以双向嵌入重构科层结构、以需求导向形成治理议题、以技术赋能整合条块资源、以双向动员撬动治理力量、以制度为基保障治理效能的特点。基层网格化治理形成两条实践路径,即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引领和自下而上吸纳社会力量并嵌入网格实现共治,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上下两条路径的有效整合。     

大学生“村官”问题思考

大学生"村官"可以弥补农村建设中的人才不足,有助于改善村级干部结构,提高管理水平。政府应创新大学生"村官"管理体制,鼓励大学生"村官"留任或就地创业,拓宽其发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