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

基于对黄土高原区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二元Probit模型,探析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支付意愿与支付方式影响因素,重点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64.32%的农户愿意支付,且平均支付意愿为94.16元/亩,其中,81.68%的农户选择以投钱为主,18.32%的农户选择以投劳为主。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同质性关系相比,异质性关系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收入、政府投资、合作社参与情况、农户认知特征、户主文化程度等对农户支付意愿有不同影响;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规模、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比率、政府投资、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等是影响农户支付方式的主要因素。     

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恩施州的微观数据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基于现行贫困划分标准,受访地区高达27.20%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以萎缩家庭组贫困率最高,衰退家庭组和扩大核心家庭组紧随其后,成熟核心家庭组最低。2)在引入家庭生命周期变量之后,户主文化程度、兼业时间以及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遭受重大疾病或伤残等4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表现为,户主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人们耕地面积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3)农户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其是否陷入贫困状态能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导致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通常会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方向也不尽相同。     

黄土高原区苹果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28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5年黄土高原区528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无导向Super-SBM模型,对苹果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了研究,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区苹果生产的技术效率总体偏低,其中山西省平均技术效率最高,为0.373,甘肃省最低为0.350;甘肃省的总用工投入冗余最严重,陕西省的农药投入冗余最严重,山西省的化肥投入和农药投入冗余均较严重;技术培训、社会网络和苹果收入所占比重对苹果生产的技术效率有显著正影响,而户主的务农年限、文化程度对苹果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负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黄土高原区苹果生产技术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技术认知与推广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农业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来源之一，已经成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提高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纳是减少农业碳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基于江汉平原104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文中运用熵值法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技术认知和推广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率达到77.9%,平均采纳程度为3.141/11,处于采纳率较高但采纳程度偏低的状态。2)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认知的平均程度为2.676/5,政府对低碳农业技术推广的平均程度为2.349/5,认知程度达到一般水平而推广程度相对较低。3)技术认知对农户的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均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技术推广对农户的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而对采纳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文中从拓宽低碳农业技术宣传渠道、加强低碳农业技术培训与技术示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黄土高原地区贫困农户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原州区金轮村农户调查

生态移民是解决迁出地生态环境与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研究移民意愿对于生态移民后续发展与迁出农户甄别具有重要意义。以原州区三营镇金轮村为例,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金轮村296户农户的移民意愿、留居意愿和生态移民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户主年龄、搬迁后产业发展情况、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方式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户主年龄较小,或搬迁后农户拥有的生计产业越多,农户生态移民意愿越强; 2)移民工程对农户原居住地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但农户生计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移民稳定性; 3)有51. 01%的农户表示想迁回原居住地,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居住条件、灌溉条件是影响农户留居意愿的主要因素。     

干旱区绿洲大田玉米生产效率研究——以张掖市种植户为例

以干旱区绿洲农业典型区张掖市甘州、临泽、高台三县区为例,在投入产出专项调查基础上增补调查内容,利用DEA-Tob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大田玉米生产效率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县区大田玉米综合技术效率存在21.9%的提升空间,其中纯技术效率提升空间大于规模效率,说明种植技术运用程度低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小规模农户生产效率较高,大规模种植户可通过加大机械化生产、节水灌溉规模等措施,提高生产效率。(3)种植业收入、务工收入、温度与大田玉米生产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性;补贴收入、化肥农药用量、种植面积与大田玉米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性。     

新疆玛纳斯县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入户调查结果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流转租金、流转年限、户主对农业经营风险认知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重要因素,分别在1%、5%以及10%的水平上通过了模型显著性检验。而年流转租金、户主年龄和流转年限、家庭非农业劳动力人数构成了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上通过了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锡林郭勒盟草原流转牧户的技术效率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分析

采用锡林郭勒盟实地调研数据,运用DEA方法对草原流转牧户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Tobit模型分析其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转入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67,仍有81.36%的牧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草原流转是提高牧户技术效率的有效途径。基于要素投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源禀赋、草原流转特征、地区经济状况对转入户规模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建议重视教育与本土文化,提升牧业人员素质;鼓励草原向养殖大户等效率高的主体适度集中;推进牧业产业链融合,让牧民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降低生产成本,规范民间信贷的发展,合理评估草原流转价格。打破草原流转的低水平陷阱,把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市场经营的效率优势。     

基于村庄整治的农户住房类型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榆中县53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人均宅基地面积和房屋类型这六个因素对农户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农户的家庭年收入与农户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意愿成正相关,即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家庭收入越高,农户选择住宅小区的意愿就越强;农民的年龄、家庭规模、人均宅基地面积和房屋类型与农户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意愿成负相关,即农民年龄越大、家庭成员越多、人均宅基地面积越大、现有房屋楼层越高,农户选择住宅小区的意愿就越弱。     

棉花主产区棉农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疆玛纳斯县和阿瓦提县的调查数据

文中基于玛纳斯县和阿瓦提县273户实地调研,运用二值选择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棉农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棉区棉农各项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存量较充裕,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劳动能力、人均种植面积、浇水情况、信贷情况、住房质量、固定资产对棉农的农业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影响,而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直系亲属有无干部则对棉农的多样化生计策略影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劳动能力、人均种植面积、浇水情况、家庭年收入、住房质量对棉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富有弹性,浇水情况、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的发生几率比Ω明显。     

外部冲击、社会网络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甘肃张掖的调查数据

文中利用甘肃省张掖地区的农户调查资料,运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部冲击和社会网络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检验社会网络对外部冲击的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冲击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有负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有正向影响;同时,社会网络能够缓解外部冲击的抑制作用。除上述影响因素以外,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还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务、健康状况和家庭年收入的影响。     

沙化土地治理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甘肃省12县域调查数据

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分析,不仅能衡量农户的实际幸福程度,也间接的测度了农户实际生活的生态环境状况。论文基于甘肃省沙化土地治理区与非治理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治理区与非治理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治理区农户生活满意度高于非治理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在影响因素方面,农户特征中的年龄、健康状况、家庭土地规模和家庭总收入,社会文化资本中的农业类电视节目,环境特征中的沙尘暴次数、绿洲面积变化情况,认知程度中的环境演化趋势等因素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封禁保护区农户对沙化土地治理的认知度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甘肃省659个农户调查数据的对比研究

利用甘肃省封禁保护区两期试点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研究封禁保护区农户对沙化土地治理的认知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封禁保护区农户对沙化土地治理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教育程度、生态保护意识、获取农业生产信息的频率对提高农户的沙化土地治理认知度有正向作用。由于区域具有差异性,户主性别和土地沙化导致的经济损失也对提高认知度有正向作用,但不是共同的关键因素。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提高农户沙化土地治理认知度的政策建议。     

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研究——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

厘清苹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动逻辑,解析其对苹果规模经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及960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苹果户生产环节外包决策选择、参与程度的因素及其影响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苹果户较多但参与程度偏低。2)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雇工价格显著负向影响外包决策;户主受教育程度、苹果种植年限、苹果种植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外包决策; 3)户主性别、家庭劳动力人数、苹果种植年限、果园细碎化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外包程度;户主年龄、是否为社员、苹果种植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外包程度; 4)从区域来看,甘肃外包比例显著高于山东、陕西。     

影响农户农业节水技术采用水平差异的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17市33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

干旱缺水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提高农户农业节水技术采用水平是应对干旱的重要措施之一。文中依据对山东省17市333个农户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从5个方面揭示了影响农户农业节水技术采用差异的因素。结果表明:干旱地区农户普遍认识到节水技术对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但不同农户对不同类型的节水技术采用水平差异显著,51.04%的农户采用喷滴微灌技术。影响农户采用差异的关键因素是水资源短缺程度、户主文化水平、农用水价、灌溉费用及地势特征。说明在水资源短缺和土地特征的刚性约束下,农用水管理制度及农业节水技术的适用性和便利性是影响农户实际差异的因素。     

西部城镇家庭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的区域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调研数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调研数据,对比分析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城镇家庭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水平。结果发现:(1)西部城镇家庭直接能源消费、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东部、中部地区有较大差距;(2)西部城镇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结构方面,食品烟酒与居住消费产生的能耗及其碳排放显著高于其他类别,居住与交通通信类别消费对应的能耗及其碳排放占比高于其它地区;(3)西部城镇户均间接碳排放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区域特征与东、中部地区相似,但不同消费项目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具体包括城市化率、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家庭结构、户均年龄及家庭成员学历等。西部地区应针对城镇家庭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制定有效措施,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促使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进程协调一致。     

西南贫困地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研究

聚焦贫困地区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WTP)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在448位受访者中,有404位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付费。样本农户支付意愿为36.257元/年/户,而调研地大部分村庄实际收费标准远高于此。这说明现阶段在贫困地区建立垃圾治理农户付费制度已具备相当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收费标准应与农户收入水平相适应,稳妥推进为宜。2)农户支付意愿受到个人、家庭及认知特征的影响,女性比例、家中有村干部、收入水平、必要性认知、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年龄、家庭外出务工比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家庭外出务工比例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是影响贫困地区农户支付意愿的根本原因。3)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社会"原子化"对贫困地区农户支付意愿产生不利影响。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贫困地区实施垃圾治理农户付费制度,收费标准不仅应与农户收入水平相适应,更应该实现差别化,而非整个村庄"一刀切"。     

农户兼业是否导致农业生产低效率?——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视角

根据要素配置理论,采用SFA、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方法和全国5个苹果主产省956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基于社会化服务视角考察农户兼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苹果户生产效率低,存在37.70%的技术效率损失,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经营管理低效率。2)兼业显著抑制苹果户生产效率,且随着生产效率分位点上升,兼业对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3)苹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市场在兼业对生产效率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影响机理为"农户兼业-要素市场有效性-农业生产效率"。4)兼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因农作物属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发育程度和生产环节标准化程度而异。     

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

针对农村地区大量耕地撂荒以及土地流转无法解决农村土地弃耕的问题,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619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对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有经济补偿是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首要因素;样本农户中,户主年龄大、农业收入低、耕地面积小而且离县城距离适中的农户选择愿意退出土地的比例较高;另外,户主为男性、单身、家庭成员多、劳动力数量少,地块数量多,家庭中有成员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无成员参加农村居民医疗保险,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的概率更大。     

传统绿洲农业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和田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户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而农户对土地的流转意愿直接影响流转行为。通过对新疆和田地区7县1市43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和524份农户调查问卷,建立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传统绿洲农业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土地流转和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家庭人口、户主汉语水平、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以及是否愿意在城里购房等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非常显著的因素;影响和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与我国中东部地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根据主要影响因素,从劳动力转移、土地政策实施力度、农民文化素质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