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深化改革目的的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变迁类型研究

介绍了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的发展背景,表明当前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已进入全面和深化改革阶段,但由于未考虑到该区域自身需求及条件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出现了配套措施及相关政策运行效率低下、深化改革效果不明显的情况,应严格区分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变迁类型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基于深化改革的目的,根据我国的林农或者林业团体组织所在区域的状态及其自身对制度的需求和该区域改革条件的状况,对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变迁类型进行了严格划分,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隐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3种类型,将并强制性制度变迁细分为弱强制性制度变迁和纯强制性制度变迁。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我国教育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主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基本上属于强制性变迁。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变迁方式,可能是我国教育制度较为理想的创新模式。     

制度反腐：邓小平的成功探索与历史经验

制度反腐是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探索制度反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民主,健全法制;二是倡导以制度为载体的监督;三是改革传统政治体制。邓小平的制度反腐理论为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必须牢固树立制度的权威,必须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必须注重制度的落实。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演进及其启示

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社原则不断演变。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可以归纳为:自愿、自治和独立;所有者和惠顾者同一;成员民主控制;资本报酬有限;按惠顾额分配盈余。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组织制度变迁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必须坚持合作所有制,建立明晰的个人产权制度;必须重视在组织上建立跨地区和全国性的联合社;必须处理好为社员服务与盈利关系;必须实行民主管理,正确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必须尊重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地位,实行诱致性渐进式变迁。     

积极探索经济增长与制度选择的内在联系

通过分析制度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及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并应用农业产业化制度绩效加以实证,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是内因,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四个动因,即减少不确定性,创造新的获利机会;技术变迁诱致;降低交易费用。总结出必须积极探索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从制度和制度变迁这个视角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制度创新、同意一致性和制度绩效--两个烟叶合作社产生机理与运行绩效的比较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各经济主体为实现潜在的“外部利润”进行制度创新的产物,但在现实中往往存在着低效率问题。该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两个烟叶合作社的产生机理和运行绩效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个烟叶合作社的成立都是在存在外部利润诱导下的制度变迁,有其存在的土壤,其在运行绩效上所表现出来明显的差异,原因在于参与制度创新的主体的同意一致性是否能够达成,指出要提高合作社的效率,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参与主体的偏好与利益联结机制。     

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

回顾林权制度的变迁史,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林业建设正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任何政策、法规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政策之间具有延续性与承继性。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总结林权制度变迁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当前的林业政策制定提供些许参照,使其少走些弯路。     

走群众路线,建制度反腐

我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已走到了制度反腐的历史新时期。本文结合我党在现阶段存在的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等危险现象,指出只有持续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建立完善健全、有效可行的反腐制度体系,并就走群众路线、建制度反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及环节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浅谈制度变迁理论分类

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动因将制度变迁理论作了分类,重点描述了中国制度变迁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分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的思考

从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研究进行归纳:土地所有制关系、土地权利体系、农地制度创新模式、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确定合理的农地制度变迁的衡量标准、正确处理土地承包经营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关系、转变认识和观念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依靠机制创新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等建议。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对新农村建设中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思考——以泉州市洛江区为例

从洛江区村干部腐败案查处情况及其呈现特点入手,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一般和特殊层面的根源,提出了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思路：（1）加强制度建设,真正做到依法行政;（2）加强司法的建设,增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提高腐败的风险系数;（3）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执政党的行政文化建设;（4）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训;（5）加强权力的社会监督;（6）完善社会保障系统。     

三位一体的高校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研究

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的高发与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只有坚持预防在先,防患于未然,才能减少和控制诱发腐败的风险。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腐败行为的发生。腐败机会是外在的,是外因,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得以实现;动机是内在的,是内因,因为思想道德防线瓦解和崩溃而成实践。因此,在对权力运行的风险预警中,要靠制度建设、科技监督来减少腐败的机会,同时,也要靠文化的浸润来加筑个体内心的道德防线。加强制度建设与科技监督、提高廉政意识是有效预防高校廉政风险发生的三个关键要素。如何将三者有机结合,使制度的约束力、教育的说服力、监督的制衡力共同作用于风险发生的抑制与化解上,构筑制度+文化+科技三位一体的廉政风险预警防控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满意的选择。只有三管齐下,权力运行的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建设才能实现源头防腐的目的。     

加强制度建设以遏制权力腐败

通过分析遏制权力腐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遏制权力腐败需要改革党委、政府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和纪检监督体制、完善用人制度、加强群众监督,使遏制权力腐败工作法制化、系统化。     

论社会中介组织预防腐败的三维路径——基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切断权力依附以铲除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生存土壤,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刚性约束机制,健全监管体系以加强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风险防范,这三维路径的合力推进是当前社会中介组织腐败预防对策的重要方面。     

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工作

论述贯彻落实《实施纲要》,要正确处理好全面与重点、制度建立与落实、保障知情权和调动监督积极性、惩防体系建设与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关系,努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高校的反腐倡廉工作.     

古代中国封建官吏腐败的原因

自秦汉实行官僚体制后,封建官吏的腐败一直伴随始终。封建官吏极度膨胀的私欲、监察制度的不完善、官场文化和选官制度的不合理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官吏腐败的主要原因。     

对以责任制为抓手搞好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高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制度保障。从明确责任主体、细化责任内容,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落实责任制的措施、织造责任制严密体系,以及强化责任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面论述高校如何深入持久有效地贯彻落实责任制的问题。     

试论邓小平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制度性缺陷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同志认为,反对腐败应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来解决,而不应搞群众运动,应通过加强法制,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注重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日趋显现。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把紧防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关口;建立健全干部考核、管理制度,使反腐倡廉贯穿选人用人的全过程,对人事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