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丹阳市为例

以江苏省丹阳市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方面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是否失业、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在城市务工时间和在城市居住时间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贵州省毕节市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分析在毕节市城镇化背景下的市民化进程,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有73.27%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适应城市生活。婚姻、留城时间、文化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较为显著。     

城市体验、社会融入与市民化意愿——基于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2017年新疆的343份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基于社会融入视角从生活体验、身份体验、交往体验和语言体验4个维度考察了城市体验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体验中的生活体验、身份体验、交往体验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影响最强,交往体验影响最小。城市体验通过社会融入中的社会适应和文化交融中介变量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其中介效应显著。具体来看,在城市体验的身份体验和交往体验中,社会适应变量起到了中介作用;在城市体验的身份体验中,文化交融变量也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社会适应在城市体验的交往体验中的中介效应效果值最大。文化交融对于市民化意愿的中介作用不容忽视。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包容性增长是创新的发展理念,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将包容性增长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相结合,探讨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利用Ordinal回归模型对2011年5月份郑州、许昌两地210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显著;性别、文化程度和就业情况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协变量职业类型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亦不显著。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从职业培训、分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路径。     

职业分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

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以职业分化为视阈,基于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和南昌6城市的893个实地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类型、就业状态的不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也不同。体力型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负向影响,技术型和智力型职业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自雇者与他雇者相比有更高的市民化意愿。研究认为应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分化的力度,增加不同类型的职业渠道,提升农民工就业的实现程度,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     

江苏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阶段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种"半城镇化"的现象给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村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带来双重消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调研数据,建立江苏省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结果表明: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农民工个体特征、劳动特征和家庭特征均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尤其是农民工劳动特征中工资收入、单位性质等变量对落户意愿影响显著,城镇就业质量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意愿分析——以六枝县为例

对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通过对他们的城镇化意愿进行调查,分析六枝县的城镇化进程,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有61.4%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适应城市生活。通过问卷调查,掌握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状,研究了制约因素,并提出化解制约因素的意见和建议。     

农民工流迁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强对影响农民市民化因素的研究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前提。作者在搜集国内迄今已有的关于在城农民工迁移意愿的文献的基础上，将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因素分成农民工自身特征、城市社区和流出地社区三个方面，并逐个说明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烟台市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基于烟台市内收集的35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再逐步加入个体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随迁变量,经济因素中的月工资收入、合同变量以及社会因素中的城市生活时间、住房现状、文娱活动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基于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

基于对南京市704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运用描述性分析、对比分析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等方法分析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住房保障政策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提供住房保障的情况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稍高于女性;但在提供住房保障的情况下,女性更愿意在城市生活。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呈现差异性,男性了解程度稍高于女性,但整体了解程度仍然很低。     

温州本埠与外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分析

基于温州市本埠和外埠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市民化意愿的倾向,比较其差异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本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强于外埠农民工,其中年龄、对现在生活是否满意、家中老人现居住地对本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大于外埠农民工,职业性质、月均收入、在老家承包土地面积对本埠和外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提出应让农民工充分享受社会公共服务、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完善农村养老体系等促进外埠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对流向意愿的影响

利用珠三角地区和重庆2地的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状况对流向意愿的影响。基于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是影响农民工流向意愿的基本因素,城市文化适应和职业适应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村生活适应和职业适应水平低的农民工越可能选择定居城市,但城市生活适应和农村文化适应对农民工流向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流向意愿有显著性影响,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没有显著区别。     

财政支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顺应广大农民工的意愿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其对市民化的影响,以10个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财政支出对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文教支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市民化呈正相关关系,科学技术支出与市民化呈负相关。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及意愿的文献综述

本文立足中西方学者关于市民化的研究结论,从成本测算及意愿影响因素方面入手,梳理了 成本支出、影响意愿因素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改革中可 能面临的体制障碍与挑战,最后从政府、个人与企业的成本分担机制方面对市民化改革的前景进行了 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对广州市292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实地调研,以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来广州务工年限、住房满意度以及与本地人接触情况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显著性影响(P<0.05).性别、年龄、有无家庭成员随迁、个人收入水平、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活动频率和是否感受到本地居民歧视等对农民工市民化没有显著性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由于原生型因素和外生型因素的制约,其市民化道路并不平坦,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去突破诸多因素的制约。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与转换;城市进入环节需要改革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城市融合主要在于改变思想观念和培育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为例

基于"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两总体均值检验,从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消费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文教娱乐消费比重存在显著影响,市民化意愿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消费方式也越接近城市居民。上述结论将为管理层制定对策提供相关参考。     

中国肉羊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强烈的市民化需求却因就业问题而严重受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有助于他们退出农村、进入和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意愿和能力也影响着他们就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的市场供需不平衡、制度不公平、渠道不完善、地域不平衡问题,从调整供需结构、构建公平环境、完善信息渠道、统筹城乡区域4个方面,提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陕西5市的调查

基于对陕西省西安、咸阳、渭南、宝鸡、汉中5市的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利用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状况、职业发展、社会关系、基本权利和心理认同等6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各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了不同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市在农民工综合市民化程度和各维度的市民化程度上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汉中农民工市民化综合程度最高为48.09%,西安最低为40.59%;各维度市民化程度中,基本权利市民化程度差异最大,5市极差为25.55%,居住条件市民化程度差异最小,但5市极差也达10.49%。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水平、地区收入水平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但各影响因素对市民化程度的不同维度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协调推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文章在对国内外农民工市民化文献的整理、归纳和研究的基础上,就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机制、相关制度变革、市民化意愿和城市融入进行了梳理,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研究趋势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