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对“其它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制审视

刑法第225条中关于非法经营罪有三处模糊性规定:作为构成本罪前提的“违反国家规定”这一空白罪状;描述客观行为的“其它”行为这一兜底条款;限定罪与非罪的“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构成要件,这三个方面都会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发生冲突。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层面就刑法第225条中的空白罪状、兜底条款和情节犯规定三个方面予以论述,认为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是科学和实用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置问题探微

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构造上有很大不同。不作为被认为意味着“无”，而“无不能生有”，为何还要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呢？欲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就必须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置问题，即等价性问题。有些学者从因果关系角度进行论证，有些则否认这种可行性。     

罪刑法定视域中刑法解释的误区

刑法解释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标,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罪刑法定观。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直接影响法官适用法律。本文以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关系为切入点,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分析认为:罪刑法定中的“明文规定”不等于“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并不是仅仅强调形式合理性,要求解释尽量做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保障人权并不是刑法的首要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困境及其应对的理性分析

学者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基本精神及其内容的把握存在着界限不清等混乱状况,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修正的最终界限。学者们同时对罪刑法定原则如何应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必须面对的理论难题感到困惑,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对此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再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

本文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情节加重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在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如果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中包含看必然剥夺受害人生命的现实危险性,即对于伤者的生命排除了他人救治的可能性,则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从而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甘肃省经济发展中的行政法制建设研究——行政不作为刍议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积极作为的行政义务,并且具胡作为的可能性,但却在程序上超过法定期间或合理期间消极的有所不为的行政违法行为。其具有消极性、违法性、程序性及非自由裁量的特征。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是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行政义务、有履行行政义务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具有在法定的或合理的期限内不履行行政义务的事实四个构成要件。行政不作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不予受理或受理不予答复;视而不同、置若罔闻;借故推脱。无正当理由拖延行政交务;不履行行政合同约定的行政义务,不履行基于行政主体的自身行为所派生的行政义务等。     

论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及历史演进 ,刑法解释的诞生、存在的必要性两个方面的论述 ,意图来说明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 ,而是相辅相成的 ;罪刑法定原则为刑法解释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诸多的限制 ;刑法解释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实施。因此 ,我们应规范、加强刑法解释 ,以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解释——从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说起

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得到容忍,但其适用必须在罪刑法定所要求的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制的适用。刑法解释(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都是为了追求刑法适用的妥当性,但其前提是应当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为之。刑法解释应该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达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在刑法解释中通过对立法目的的探寻可以保证司法者的解释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在97刑法典中的确立，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客观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意味着刑法发展方向的定位，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的研究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刑法第20条第3款定性问题思考

本文从法条间的逻辑关系、立法目的、类似的立法例和罪刑法定原则四个方面对刑法第20条第3款加以分析,认为此款应定性为正当防卫。它是对刑法第20条前两款规定的补充、说明和解释。     

论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

在评析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既遂判定标准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认为,犯罪既遂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发生行为人积极追求的、其行为会产生的危害结果的停止状态。既遂的判定应该以“直接目的实现说”为标准,并基于此标准对举动犯和危险犯的既遂标准作出重新的界定。     

编辑工作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运用辨证的理论和方法解决矛盾、处理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编辑工作也同样需要辨证的思维方式,期刊出版的各个环节,如审稿、评价、编辑、校对以及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的沟通等都是充满矛盾的过程,编审人员尤其需要培养辨证思维,运用中庸之道解决工作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编辑人员应采取不偏不倚的辨证态度和方法处理审稿环节、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去进行编校工作,提高出版质量;采纳中庸之道有利于编校人员的身心健康,利用中庸之道有利于促进读者、作者、编者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沟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犯罪化探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自设立以来就饱受诟病,其最大的问题是与合法的民间借贷难以区分,极易不当扩大处罚范围,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同时本罪也与当前打破金融垄断、开放合理集资的趋势相悖,导致刑法的滞后性。因此,本文试图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犯罪化问题,并对本罪废除后如何合理规范民间融资提出立法建议。     

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和司法效率等诉讼理念的要求，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该项制度适用的基本条件。被追诉人是否做到了自愿，不仅需要从明知和明智等方面加以判断，同时，还需要从被追诉人是否被强迫自证其罪，是否获得相关法律规定的告知与律师帮助，以及自愿性司法审查等程序上予以审定。针对我国关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立法不足，应当从完善认罪认罚告知机制、扩大被追诉人律师帮助以及健全司法审查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     

重构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以对单位组织体本身的刑罚为研究视角

现行刑法对单位组织体本身的处罚不能满足惩治单位犯罪的需要。本文以对单位组织体本身的刑罚为研究视角,提出了新型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宗旨和具体目标,重构了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即主刑和附加刑。     

肤色与运动相结合的手势区域检测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源于英美国家司法判例的一项国际私法制度，其产生、存在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根源。本文从分析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入手，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各国的具体运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就两大法系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应正确认识和把握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范围和界限。     

曼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的法律适用探析——以一起“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刑事案＂为例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40条规定“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关于侵犯植物新品种犯罪在《刑法》中却找不到与植物新品种权有关的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使《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代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无法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和严厉的惩罚。同时，也给司法实践中侵犯植物新品种犯罪的法律适用带来诸多困难。文章从一起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刑事案出发，在剖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探讨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的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