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测度——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

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旧停留在"候鸟式"迁移阶段,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上海市1 18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处在半市民化状态,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分别为52.38和51.40。极低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低,仅为0.08%;较高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高,达54.48%;完全市民化状态的比例偏低,为1.69%。经济状况和基本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心理认知和社会接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因素。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基本素质、消除就业歧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从“入城”到“返乡”: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全球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中国农民工却始终徘徊在城市边缘,不仅没有完成"市民化",甚至有"逆市民化"的趋势。通过总结"边缘化"的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必要性,分析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住房消费矛盾以及所引起的"市民化"的困境,根据返乡建房行为背后的诱发因素,对症下药,给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政策建议。     

江苏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阶段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种"半城镇化"的现象给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村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带来双重消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调研数据,建立江苏省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结果表明: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农民工个体特征、劳动特征和家庭特征均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尤其是农民工劳动特征中工资收入、单位性质等变量对落户意愿影响显著,城镇就业质量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考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史上的共有现象,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跨越城乡的特殊社会群体。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渐成为热门话题。文章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提出创新机制体制,以全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理性审视

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及其特征,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制度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应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这种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制度是外因,能力是内因,内因是关键,起决定作用。农民工市民化要想成功实现,必须注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农民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为了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要遵循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提升路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动机、自我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城市适应程度、维权意识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别;而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遇;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又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市民化的主流群体,这一切都表明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丹阳市为例

以江苏省丹阳市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方面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是否失业、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在城市务工时间和在城市居住时间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与路径优化

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优化：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消除根本性障碍;打破二元社会就业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搭建平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转变政府观念,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动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夯实基础。     

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态的实证分析

以调研资料为经验数据,对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态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型态。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态与农地承包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三组核心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现有制度背景框架下,重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途径上还主要停留在“兼业型”转移型态,在流动方式上还主要表现为通过亲朋好友带动和自身外出务工的盲目流动。但同时也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态在循序优化,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在逐步削弱,政府和民间机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明显增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的探析

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地域选择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劳动力转移选择决策的因素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地域选择的社会效应,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转移提出了改善建议。     

柔性管理对新时期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知识经济时代,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使乡镇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施人力资源柔性化管理是其关键因素之一。据此,在对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内涵、作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论述了乡镇企业组织对农民工实施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意义,并提出乡镇企业柔性化管理农民工的具体对策。     

农村土地雇佣生产合约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期,中国农村土地普遍小规模耕种,小农经营色彩浓厚.在中央政府允许和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背景下,农地流转的集中化和农地经营的规模化趋势逐步明显,大规模土地持有者以各种合约形式雇佣农村无地劳动者,农业雇佣生产在各地陆续展开.本文分析了新时期土地规模化流转背景下,农业雇佣生产、生产合约选择以及雇佣生产的实践形式等问题     

二元经济结构、经济辐射与新农村建设

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辐射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农业、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渠道,而且在农业、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以农村为基础的不同经济单位之间实现了多重的经济辐射,从而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世界转化.     

农村远程教育与缩小农民"数字鸿沟"

农民素质关系到农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不论是转移就业或立足务农,目前都面临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的繁重任务。随着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农民的转移,在农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科技服务的难度加大。要高度重视农民转移后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进入信息化社会,数字鸿沟对广大农民又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普及农民教育、消除农民数字鸿沟,已成为世界性共同努力目标。农村远程教育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广大农村实际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衡量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非农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占绝对优势。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己达17876万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积存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木文在分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有效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培训需求调查报告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是农民工培训的主体,对农民工的培训应该就是为农民工着想,充分了解农民工的需求,从农民工的普遍利益出发,抓住农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们所渴望的培训方式,是进行农民工培训的关键。调查抽样选取较大数量的农民工,对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需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与实证分析,对城市农民工的培训现状和培训进行深入了解,进一步探寻对农民工有效的培训方法。     

湖南农业大学架构职业教育立交桥服务新农村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改革创新农村职业教育,才能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湖南农业大学多年来一直在架构农村职业教育的立交桥,服务新农村的道路上探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