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依据和向度

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作为从道德价值论的视角对于法之创制、司法和执法及守法诸环节的审视和评判，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这两者构成了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内在依据。从具体向度看，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主要体现在审视立法活动是否符合道德之“应然”，司法活动是否依循应有的伦理路径，守法主体是否确立了良好的守法道德。     

试论我国企业管理道德建设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发展我国生产力 ,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首先就要改善企业管理。现代企业不仅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 ,而且应当是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伦理实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要求得生存 ,并获得可持续性发展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就不仅要探索和利用先进的管理物质技术手段 ,而且还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之中 ,使自己各项活动既符合现行法律、又符合当前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其中 ,倡导管理中高尚的伦理思想 ,塑造现代企业管理道德 ,是不断取胜的极为重要的环节。本文试图就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充分体现了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考量和审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价值取向性、伦理自主性、主观能动性、自由有限性等伦理属性,以相对现实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和实现个案正义为其存在的伦理依据,其运行应当遵循彰显司法正义、彰显司法良知、讲求司法公信、符合公序良俗等伦理限度。     

论民事诉讼证据之证人证言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得的方式加以实现。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和社会准则,正义是人民永恒的追求。然而,程序的正义性判断比正义本身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如果说一个案件最终裁判得是否公正,往往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的话,那么,一个案件裁判过程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有无明显的不公之处,这不仅仅为当事人所感知,而且还能为一般社会公众所察觉。而可采性制度的建立恰恰是局外和局内人都“看得见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就没有实体正义的实现。但同时还有一种不依赖实体正义的独立的程序正义。     

论守法道德

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守法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和道德要求。表现为遵守法律的行为，而从内在的角度看，守法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守法的精神。在现代法治社会，守法道德既 表现为对法定义务的恪守，又同时是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积极主张。     

公民守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养成

公民守法道德作为实现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公民守法道德表现为强制守法、自觉守法和信仰法律三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离不开公民意识和保障机制的确立，也需要政府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应尽的责任。     

清官情结与司法公正的悖论

海瑞和包公在我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最富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清官形象。但如果深究其法律思想,就会发现,他们的司法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民请命,但并不见得是真正维护了社会正义,而且还可能会有违司法公正。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承认的结论,也是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现实。     

关于公诉案件撤诉的几个问题

公诉案件的撤诉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和诉讼经济原则;撤诉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应在法律辩论终结前提出并说明理由;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撤诉申请进行司法审查，听取被告人质疑意见;公诉机关撤诉后诉讼程序终止，不得再行起诉。     

宽容司法的哲学基础：社会责任的国家观——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人们在尽享宽容性司法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不得不面对宽容司法对传统司法观以及法律理论带来的挑战,比如,传统的刑事司法原则、传统法律正义观、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以及刑事司法的证据认定规则等。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对抗性降低的边界需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宽容的限度在哪里;宽容在刑事和解中如何得以准确和恰当地体现;如何在制度设置的过程中有效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平衡等等。在此基础上,来把握从个人责任观、国家责任观向社会责任观过渡的理论发展脉络。     

试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我国的法治建设,应以正义作为其价值追求,将法的正义贯穿于法治运行的始终,通过实现分配正义和诉讼正义实现法治的最终目标。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宏观调控法规制

因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而引发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不仅契合了宏观调控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且还符合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取向和实施机制。为缩小城乡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距以及克服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区域性失衡与结构不合理等困境，实现体育领域中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以及保障国民的体育基本权，应当通过健全完善发展规划法、财政法、税法及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加以克服。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正当性分析

法治国家不仅要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能及时给予被害人应有的救济。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实现刑事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对于提高打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农业强国与依法治国双重战略的叠加,内在地要求农业行政执法和涉农刑事司法发挥法治支撑作用。基于执法与司法的法理关系,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需要依法衔接和良性互动,这不仅是节约法治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也是维护法制统一的应然要求。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点主要集中在管辖、证据、相关法律文书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为确保衔接的紧密性和有效性,应当构建相关衔接机制,包括农业行政执法中发现涉嫌犯罪的移送、刑事司法机关对农业行政执法移送案件的审查、刑事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发现农业行政违法案件的移送、相互协助与相互认定,以及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检察监督等。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司法裁决影响因素及其当代镜鉴

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几乎各个朝代都通过立法明令禁止血亲复仇，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并非影响这类案件裁决的唯一因素，通常还受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因素等影响。在处理当代血亲复仇类案件时我们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深化公民的法治信仰；社会层面应努力营造客观、理性的舆论氛围；审判人员自身也应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由此促进血亲复仇案件的公正裁决并减少血亲复仇案件发生。     

基于制度运行机制为视角的荀子制度伦理思想探析

制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制度的产生就有了制度伦理的存在。中国传统的制度伦理在先秦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与特质。荀子由性恶论出发最终落脚于社会的政治控制及制度安排上,荀子性恶论是其制度运行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石。"义"作为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其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伦理价值导向。荀子隆礼重法的制度运行机制化约为礼的社会组织功能、法的人群整治效用、礼法的双重控制目标等三个问题。荀子设计了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石、以贵义为价值诉求、以隆礼重法为最高准则的制度运行机制,彰显了对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双重价值诉求。作为儒家的荀子对德性伦理的过分强调使得荀子最终以义统礼法,表征了德性伦理相对于制度伦理的优先性,这种重德性轻制度的思想理路,使得客观化制度付诸阙如,对中国后世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网络危机公关的表现及社会危害性

网络危机公关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破坏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挑衅的是公民的知情权,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对网络危机公关行为应从道德上进行谴责,加大和完善相关立法及执法力度,教育(内部)网管人员格守职业道德。     

论社会救助法对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全国性公共物品,其主要的供给责任属于我国各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法的公共治理应对国家权力的社会化,对该领域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应当树立的理念是协同合作而非管制竞争。我国现行社会救助法制体系对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呈现“事权与财力倒置”的趋势。这既造成行政权力错位,也给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带来挑战。建立合作型社会救助纵向府际关系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具体职能,建立纵向府际协同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法定程序,这也是社会救助法实现公共治理的必经之路。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虚假诉讼的情况,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些不正当的目 的,采取捏造的虚假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以骗取法院的裁判文书。虚假诉讼具有极大 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的扰乱了司法秩序,长此以往,使得人们对 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从而极大的损害司法公信力。为了规制日益增多的虚假诉讼,2015 年《刑法 修正案（九）》中增设了虚假诉讼罪,并对该罪的犯罪构成、量刑幅度、单位犯罪以及同时构成他 罪和司法工作人员触犯该罪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刑法首次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明确的 刑法规制,使得惩处虚假诉讼行为有了确切的依据。     

辩诉交易在中国的适用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可以有效地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节省司法资源。辩诉交易违背了我国的司法改革方向和目标,且无法保证其公正性,现阶段我国不宜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