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乡村居民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程度以及金融产品的使用效用性等3个维度,利用面板数据及相关计量方法,测度了2007—2016年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四川省和云南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高于贵州省,但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四川省和云南省。最后,从加强西南地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加强政策支持以及学习并推广东部农村金融发展的先进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提高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建议。     

河南省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2005~2014年的数据,对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普惠金融指数整体呈现"对勾形"发展趋势,其中互联网普及率和金融相关率等因素与河南省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公路里程数和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指数不相关,在此基础上对河南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31个省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以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关于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设的内容规定为导向,并综合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提出一个可以监测、度量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6年我国31个省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包括浙江、北京、江苏、上海在内的13个省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大于0,其余18个省份的综合得分小于0,表明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从普惠综合因子所反映的一个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整体概况来看,北京、上海和天津获得了较高得分;浙江、江苏和山东在农村信贷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农民则拥有较强的保险意识;青海、甘肃和广西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了缩小农村普惠金融的地区差异,还须要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及扩大金融基础设施覆盖面,并加大农村金融教育的普惠性。     

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基于新疆82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运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对2006—2012年新疆82个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不同,南疆地区基础效应高于北疆地区,增长效应更加明显;部分农户收入高增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均出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呈负效应的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和金融体系结构与功能矛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优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环境,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创新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满足不同金融需求,提高监管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等建议。     

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实践对河南省的启示

在研究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上,结合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实际,提出促进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一方面,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河南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完善普惠金融制度,鼓励金融服务和金融体系的创新,此外,还应该改善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金融的真实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双循环新格局下农村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研究

双循环发展格局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进一步增强普惠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但就实践而言,由于农村金融发展区域间互动性不足、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导致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从加强农村普惠金融激励及协同机制、优化金融产业链运行机制、构建普惠金融风控机制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金融信贷风险防控水平以及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溢出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如何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建设

在我国,农户、乡镇低收入人群以及小微企业一直以来都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而我国对于农村普惠金融建设也早有尝试,但碍于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滞后的原因,这一体系的建设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就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浅析

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的描述,并从法律体系、机构设置、金融供给3个视角归结了农村普惠金融欠发展的原因。在参考了国外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普惠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来为农户、涉农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村群体提供共享、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本文在概括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基础上,根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势,通过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分析,针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薄弱;网贷平台风险防控难;征信体系不完善;提出了化解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对策: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加强农村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防范;完善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缓解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难题,实现了运用大数据征信体系精准授信,比起传统普惠金融更具优势。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是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为研究大数据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基于百度指数采用叠加关键词和83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进行了2011—2013年乡村旅游网络关注度搜索,并结合2013年各地区的农业贡献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2011—2013年乡村旅游日均关注度增长速度明显;一周之内乡村旅游网络关注度周二最高,周六最低;出游旺季在3—6月和10—12月;清明、五一和端午三节关注度较高;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农业发展优于乡村旅游,西南、西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态势优于该地区的农业。     

新时期我国中部地区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

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突出,人地关系紧张,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农民收入来源构建了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贡献测算模型,定量评价了2001—2005年我国中部地区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为制订相应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抑制的地区差异性分析——基于2010年江苏、河南、四川3省农户调查问卷

以江苏、河南、四川3省2010年农户调查问卷为基础,对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和信贷抑制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农户由于收入来源、产业结构等较大差异,信贷需求数量和用途明显不同:东部江苏省农户贷款主要用于水产养殖等生产经营,年借款的平均规模较大;中部河南省农户贷款主要用于造房子和子女上学,年借款的平均规模较小;西部四川省农户借款大部分以造房子为目的。在信贷抑制程度上也存在差异:江苏省信贷抑制农户占比35%,河南省20%,而四川省高达44.5%。缺乏抵押或担保、银行/信用社要求苛刻等仍为主要的信贷抑制原因,而农户家庭收入提高、住房总价值增长、存在打工收入等都会有效降低其信贷抑制情况。建议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同时建立完善的抵押担保机制,以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抑制程度。     

要素市场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9—2013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生产要素市场化视角出发,重点探索了金融(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全国层面,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化的作用不明显,土地市场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分时段和分区域的差异化分析表明,3种要素的市场化在1999—2007和2008—2013这2个时段的影响存在时段差异性、对东部和中西部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3)进一步的机理分析发现,金融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土地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则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推动因素。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乡镇级政府视角的农村农产品滞销成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笔者针对中国农村农产品滞销的现状，从分析滞销的原因入手，从乡镇一级政府的视角，探讨了农村农产品变“滞销”为“畅销”的解决方案，构建了为农村农产品流通服务的“三中心模型”。该模型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供中国广大农村乡镇一级的政府借鉴使用。     

农村金融对我国农业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990～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分析的方法分别探究了农村金融对我国农业产出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我国农业产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较小.整体而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业产出的带动作用较弱.     

农村金融结构优化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基于湖南省的实证研究

从金融机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空间结构看,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仍然是农村金融的主体,但是农村合作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保险公司等多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农业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成为除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涉农贷款三大主力外的有益补充,金融要素空间上出现“中部塌陷”特征。改进生产函数,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显示,湖南省农村金融规模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的多元化、农村信贷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湖南农村经济增长,而金融要素从集聚向发散的空间结构转变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     

金融约束视域下的农村金融优化探讨

基于金融约束视域对我国农村家庭创业及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创业及收入普遍都受到了金融约束的影响,并且其影响程度与城市存在差异,农村家庭创业及资产收益相对城市家庭具有较高的金融约束。金融约束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非农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及消费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失业。提出了农村金融优化建议:改革农村金融制度;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提高农业财政资金的投入,增加农民福利。     

我国农村金融脆弱性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

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危机的爆发源自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积累。如何缓解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以防范金融危机是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特征下,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有明显差异,在行业的弱质性和金融资源不合理配置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农村金融脆弱性问题十分突出。从分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探讨了农村金融脆弱性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探求金融脆弱性的治理机制。     

新农村建设加快苏州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昆山、吴江两市四镇6个试点村新农村建设调查报告

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着眼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新农村建设之路。通过实地调查,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苏州的新农村建设加快了苏州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已逐步形成了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区域分明、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社会文明、镇村管理民主的具有苏州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其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