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从陶、韦之辨看心性论对朱熹山水诗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朱熹推崇陶渊明,但对韦应物山水诗更为欣赏,这与其心性论理学思想有着深刻关联.他声称"心与理一",但其理学体系中的心被割裂为人心、道心,心的本体地位不完整,心与理无法真正合一.这就使心与理的关系极为紧张,去欲成为心的必要任务,并导致了心对理的外求.故朱熹不仅欣赏去欲色彩浓厚的韦诗,且其山水诗常常表现出主体对客体的"格物"冲动.总之,在朱熹山水诗中,主、客体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统一.     

“古史辨”派经学研究概述

20世纪初期,疑古辨经思想笼罩着整个中国学术界。"古史辨"派的疑古辨经思想既是历史上疑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在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新时代影响下的产物。"古史辨"派将奉若神明的儒家经学拉下神圣的殿堂,既推动了经学时代的终结,又具有重要的反封建意义。     

经学方法与古代农书的编纂——以《齐民要术》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有重要影响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的农学研究方法深受传统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其采用的“采捃经传”和“验之行事”的农学研究方法同儒家的经学方法———既崇尚经典又重视实际考证的儒家经学传统是一致的;《齐民要术》之后几部大型综合性农书的研究方法与儒家经学方法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一致性,而《齐民要术》本身对这些农书的影响亦是儒家经学方法影响作用的体现。因此,对儒家的经学方法的运用成为《齐民要术》及其之后我国古代几部大型综合性农书之间一脉相承的农学研究传统,古代农书的研究方法上体现出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而六经又以礼为本,礼乐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传统的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基础。礼乐文明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皮陆文集看他们研习经学的路径

晚唐文人皮日休、陆龟蒙被并称为“皮陆” ,他们对经学的研习都很刻苦 ,而且受晚唐学风的影响 ,他们在研习经学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的同时 ,又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其路径大致相同 ,都深于《春秋》学 ,都尊奉孔、孟 ,对荀子和扬雄也表现一定的推崇 ,并都深受王通、韩愈等名儒的启发。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木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儒家文化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和价值观念。儒家文化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应汲取儒家文化之精华,去其糟粕,让儒家文化与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相融合。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