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的禽流感补偿标准研究——以宁夏中卫沙坡区为例

合理的禽流感补偿标准对于及时控制疫情的扩散蔓延、促进家禽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宁夏中卫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意愿调查法测算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情景下的受偿水平,进而探讨能激励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的最低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42.03%,54.51%]、[47.83%,64.27%]的补偿强度作为上报疫情的激励,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53.39%,56.62%]、[62.60%,66.74%]的补偿强度作为恢复生产的激励;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在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情景下可接受的平均补偿标准区间分别为[21.67元/只,22.12元/只]、[30.33元/只,31.14元/只],规模养殖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高于散养户;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在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情景下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因蛋鸡月龄而异,饲养5个月龄蛋鸡的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标准最高。     

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抑制效应——基于宁夏中卫蛋鸡养殖户的分析

禽流感疫情损失补偿政策结果直接改变养殖户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影响养殖主体的销售行为。利用宁夏中卫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在对禽流感疫情暴发后疫区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影响因素,探讨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抑制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养殖户中出售病死鸡的比例较高,73.32%的养殖户将30%以上的病死鸡销售到市场中;预期疫情严重程度和预期疫情传播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劳动力数量、政府惩罚风险、补偿额度满意度、补偿速度满意度、补偿范围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补偿政策(补偿额度、补偿速度和补偿范围)抑制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但抑制效果有待提高。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疫情补偿政策、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和提高养殖户对疫情认知等措施来实现。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风险下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价

2004年我国爆发了大范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为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采取对疫点和疫区所有禽只进行扑杀并无害化处理的措施,有效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但也给养殖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政府部门就此给予了一定的补偿,然而目前的补偿标准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没有切实考虑到养殖户的实际利益损失。在剖析现行补偿标准缺陷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扑杀补偿措施,分析我国禽流感疫情给养殖户造成的经济损失构成及其计算方法,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禽流感风险下养殖场进出路线数量研究 ——以全国肉鸡养殖户为例

养殖场设计工作人员、废弃物、运输工具、来访者等4个进出路线是切断疾病传播的保障。养殖场安全管理取决于养殖户采取进出路线的数量。为鼓励养殖户采取全面的进出路线,提高防控效率,通过收集全国331个肉鸡养殖户的调查问卷发现,平均每个养殖户采用2条进出路线,大都是工作人员和运输车辆进出路线,4条路线均采用的养殖户仅占21.15%。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影响养殖户该行为的因素很多,但养殖规模越大、防疫信息渠道越广、参加过政府组织的防疫培训、禽流感联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越高的养殖户,倾向于采用越多的进出路线。     

禽流感危机的治理和防控——以辽宁省黑山县S村为例

以辽宁省黑山县S村为例,阐述了禽流感危机应对中的国家行为和农民行为。禽流感危机的应对分为2个阶段:疫情治理阶段和防疫控制阶段。在疫情治理阶段,指向国家的短期强制倾向与农民的被动;在防疫控制阶段,指向国家的自上而下主导与农民的自主空间创造。在禽流感危机的防疫控制阶段出现了诸多困难,问题在于国家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民的民间知识权威与国家的官方知识权威的对立。     

国家蛋鸡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以江西省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造项目为例

以江西省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造以奖代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造以奖代补项目实现了预定的政策目标,得到了绝大多数养殖户的认可,并在扩大养殖规模、增加产蛋量、增强抵御养殖风险等方面取得了实效。建议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和覆盖面,完善补贴的标准和操作流程,确保补贴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并适时出台优惠贷款、污粪处理补贴、电费补贴、饲料补贴等相关政策,逐步建立扶持蛋鸡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不良天气对乌龙茶产业的影响及其补偿措施——以安溪县为例

结合对福建省乌龙茶区的实地调研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综合分析雨天、干旱、霜冻、高温等不良天气对乌龙茶品质的影响及其原因,并对2011年5月梅雨天气给安溪县春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提出＂加快技术创新、建立茶业保险体系、改变消费市场导向、启动自然灾害救助机制＂等补偿措施以弥补不良天气对茶业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肉牛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牛肉质量安全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问题之一,牛肉出现质量问题不仅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害,而且给消费者及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其中药物残留是影响牛肉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吉林省肉牛养殖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对肉牛养殖户养殖过程中安全兽药使用意愿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肉牛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农户特征、外部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和兽药认知。     

新疆沙漠化造成经济损失的货币评价及治理措施——以和田地区为例

针对新疆和田地区沙漠化的严重性和特殊性,运用市场代替法、直接市场法、土地价值法、支付意愿法对该地区沙漠化带来的各种损失进行量化分析和计算.经过科学合理的计算,新疆和田地区每年总损失共计14.47亿元.该地区的沙漠化导致土地退化、可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农牧业减产;生态环境及生存条件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贫困加剧,给和田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最后,为治理该地区的沙漠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更好的治理该地区的沙漠化指明了方向,将对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失地农民补偿制度评价——以江苏省S市为例

在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如何在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公平而有效地分配该收益并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2001年-2005年江苏省S市土地征用出让的利益分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且根据相关数据对该市的征用补偿标准进行了合理性分析。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与探讨。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研究——基于全国1022个农户调查数据

为探究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实施效果,基于全国1 022个农户调查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从农户对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一般,技术指导服务评价、技术补贴方式评价、技术支持力度评价、农资市场调控评价和农资补贴方式评价直接影响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植年限、耕地规模、村干部、农业收入比、示范户、集镇距离、购买农资、地形地貌、自然灾害和所在区域能够影响农户对农业技术推广政策的满意度。     

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及其应对机制

为研究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蔓延特点、变化趋势和应对策略,预防禽流感疫情的大爆发,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3—2013年有关禽流感疫情数据,以及国家卫生部发布的有关疫情公告,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在WHO报告的15个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的国家中,我国发生确诊病例42人、死亡28人,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位于第四,具有发生时间长、死亡率高的特点。H7N9疫情发生突然,爆发期约1个月,截至2013年底,共发生感染病例141人,死亡45人,疫情波及12个省(市)的42个地市。我国在完善应急预案制度基础上,建立了公开、及时、透明的禽流感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同时将H7N9禽流感纳入国家乙级传染病监控体系,诊疗水平不断提高。     

生态脆弱贫困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研究——以定西市为例

以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资源减量利用、废弃物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五个维度构建生态脆弱贫困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评价2005-2012年定西市七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循环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的耦合度,并进一步指出障碍因素,为生态脆弱贫困县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建议。研究发现:1)定西市各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波动较大,绝大多数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定西市各县区循环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耦合度表现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与扶贫开发耦合度越高的特征;3)各县区循环经济发展障碍因素不同,水平较高县区障碍因素为贫困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而水平较低县区主要受制于资源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减排水平不足。总体来看,循环经济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可以有效促进扶贫开发,是生态脆弱贫困县域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土地利用环境功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张家口市为例

为研究土地利用环境功能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建立土地利用环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法,分析张家口市土地利用环境功能演变特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张家口市土地利用环境功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3年张家口市土地利用环境功能呈波动增长的趋势,其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经历了轻度失调到良好协调的上升过程。并据此,针对张家口市土地利用环境功能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提出相关建议。     

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及差别化管控——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运用拓展的C-D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模型估算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基于贡献率的区域差异提出了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措施。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2001-2004、2005-2008、2009-2012、2001-2012年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01%、7.59%、10.04%、6.07%,建设用地投入对促进城市圈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2)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有必要根据区域差异实施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3)按建设用地贡献程度和替代性,可将城市圈划分为建设用地依赖型、挖潜型和替代型三种管控类型,并从总量控制、增量分配、土地批供用查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通过划分建设用地管控类型进而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能够实现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     

南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西省鹰潭市为例

为探究南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离散分布规律,以江西省鹰潭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鹰潭市1996年、2009年和2018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探究鹰潭市近二十年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6—2009年和2009—2018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年平均增长量分别为183.35、204.14hm~2/a,鹰潭市农村居民点规模仍处于增长阶段,但聚集程度降低,破碎化程度上升。2)1996、2009和2018年,各乡镇农村居民点离散度均值分别为0.41、0.42和0.45,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级别为Ⅰ级的乡镇分别占乡镇总数的41.18%、35.29%和26.47%,级别为Ⅱ级的乡镇分别占乡镇总数的35.29%、44.12%和50.00%,级别为Ⅲ级的乡镇均占乡镇总数的23.53%。乡镇农村居民点离散度整体上升,区域农村居民点离散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3)1996—2018年,地形位指数和人口密度对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的影响先增大后减小,到城镇和公路距离对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的影响先减小后增大,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形位指数、到公路距离和人口密度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主导因素,到城镇距离、到河流距离、地均GDP为农村居民点离散度重要因素,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能增强其他影响因子对农村居民点离散度的解释力。本研究可为南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规划统筹提供科学依据。     

华南地区县域耕地质量和产能评价研究——以广东吴川为例

科学、准确地进行耕地质量和产能评价是合理利用与切实保护耕地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依据。基于《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规范（试用稿）》中推荐指标,采用特尔斐法确定评价指标和权重,运用加权求和法与修正法进行了广东省吴川市的耕地质量和产能评价。结果表明：吴川市耕地质量等别为中等和低等,产能等别为4~10等;耕地质量等别与农用地分等结果中的国家自然等、耕地产能等别与国家利用等在空间分布上均呈一致趋势,等别指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r=0.506和r=0.320,P<0.001,n=13 094）;以蚯蚓数量为依据的生物特性系数修正是导致耕地质量等别整体低于国家自然等的主要原因。经验证,相对于农用地质量分等体系,本研究构建的耕地质量和产能评价体系能够较明显地体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在耕地质量和产能方面的功效,研究成果可为土地整治、耕地占补平衡和基本农田保护等土地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六盘山特困片区村域空间贫困调查与分析——以宁夏西吉县为例

基于贫困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SPG指数、贫困承受等指数对样本村的贫困广度、深度及强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各地形区和各民族村的恩格尔系数、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指数三者之间的动态趋同度较高。2)各地形区和各民族村的贫困承受指数和SPG指数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贫困状况向好趋势明显。3)各贫困村的脱贫时间在逐年缩短,扶贫工作取得切实成效,而黄土丘陵沟壑区贫困村的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是三地貌之最,扶贫负担仍然很重。村域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必须确保前期问卷设计的多维性,注重扶贫政策制定的均衡性、特殊性和资源分配的区域性,并要加强后期的技术动态监测与创新管理。     

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

为了解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利用赣南原中央苏区433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理论分析基础,首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通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完善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扩大移民农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力度,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政策扶贫目标,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总结了相关政策启示。     

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风险评价及防范对策研究——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开展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风险评价及其防范对策研究是合理引导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前提条件。基于农户的微观福利视角,构建宅基地退出后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利用福建省晋江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不同模式下宅基地退出的风险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并提出对应的防范对策。结果表明：晋江市农村宅基地退出主要有指标置换和资产置换两种模式。总体来看,两种宅基地退出模式的综合风险分值均处于中警级别,两种模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都具有比较较大的影响。政策了解程度在两种模式中均处于重警级别,农户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家庭日常支出和人均居住面积在资产置换模式下处于重警级别。研究表明,不同模式下宅基地退出的基本动机和政策安排存在差异,使其对农户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应科学设定补偿标准和范围、规范宅基地退出程序和采取差别化的方式来推动农户参与,进而为农户退出宅基地提供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对策。